苏轼与苏辙以才学名杨古今，从小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科考，一起做官，同进退共荣辱，兄弟俩情宜笃深。尤其苏轼，科考作文时，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一些典故，史称很有李太白风范。虽然欧阳修对他极为欣赏，但在某些人眼中这些却是离经判道的悖逆之举。苏辙文风道是沉稳扎实，语气非常谦恭，因为文章出众，被皇帝看中“吾今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正当他们科举后大展拳脚之时遇上了党争。
其实党争，苏轼苏撒哪个党都不是，只是意见分歧，他们即不全盘否定变法，也不完全肯定变法，而是按照各自的观点评判，有时兄弟俩还互支持对方，于是两人同时被贬。
苏辙被贬之后，不再妄议朝政，而是谨慎低调地做着新工作。苏轼则不然，大有赌气的姿态。加上他平时好卖弄才学，经常作一些尖刻薄文，用来挖苦其他官员。结果树敌太多，兄弟二人双双被贬出京，天各一方，他们便以诗文传递排解心中忧愁，从而留下大量他们兄弟互助之情的“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未了因”“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扶我则兄，诲我则师”的传世名句。
后来，他们兄弟再度遭遇重挫之时，芳子轼被贬海南，苏辙四次上书，要求陪同哥哥苏轼外贬他乡，虽未被准许，后来才终于被贬到广东雷州与他多灾多难的哥哥隔海相望，充分体现了兄弟之间的情深。
到海南，到广东，兄弟二人在同时赴“流放地”的路上相遇，纵然际遇如此惨淡，却能始终兄弟相伴，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苏轼病逝前因见不到苏辙而遗憾，苏辙一手操办哥哥丧事，并作情真意切墓志铭，承担抚养苏轼子孙的责任，将两家上百口人居一处。苏辙当时也处于晚年再度被贬的窘况中，收入锐减，养活自己一家已是极为不易，况且他也是年近七十的高龄老人，其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两家老小在他们兄弟亲人情怀感染熏陶下，形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良好家风。对于他们兄弟情义，史有公论：撤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近古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