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于丹借助于《百家讲坛》平台，完美地实现了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变现的可能。试想过去的学术象牙塔就是冷板凳，又有多少人愿意问津。电视和网络的双重平台，把她从之前的默默无闻，直接推上了前台。
然而成也平台，败也平台。一旦被推上万人瞩目之处，身处聚光灯下，不但自己的一言一行被全部看到，还会因为镁光灯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于丹本身就因为聚光灯的效应，将自己真实的一面暴露了出来。最终，也彻底败在了真实面前。
文化人的不堪一旦被放大，其杀伤效果要比其他阶层人士的人设崩塌，厉害无数倍。
从心灵鸡汤到文化奶妈
文化讲究传承，但是几千年来，传播平台的限制，使得文化以及真理，始终掌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文化对于大众和草根相当遥远，即便生活处处都蕴含着文化的真理，可惜诠释的权利始终掌控在有文化的人手里。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平台扩展之后，才有了一股解读文化的热潮。
所谓解读文化本身，就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广远传播的趋势。于丹最初的走红，就是从解读《论语》开始的。因为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这种隔阂和断代，导致大多人对于传统经典的认知是一片空白，而一个”解读人”的存在，正好起到了桥梁的连接作用。
过去的欧洲，只有贵族才有机会和资格学习拉丁文，从而能够掌握更广泛的知识。而在古代的中国，文言和白话两条线一直存在，掌握了文言文，在古代就成为了事实上的精英阶层和士族阶层。
经过一百多年来反封建的斗争，文言文逐步退出了主流舞台，所以和白话文之间的传承就进一步出现了断代。如今想要了解传统的经典，需要切实掌握一定的知识和基础，才能看懂过去的一些经典。
正因为有这种需求，才有了于丹式的人物，再结合传播平台的推广，使得这类人的文化价值，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被无限放大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于丹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个”文化奶妈”。
很多受众不直接去了解经典，而通过于丹这样的人，通过进一步的解读，再去掌握其中的知识和价值。因为经过了解读，因为将文言转化成为了现代的语言，看起来理解就简单多了。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异常关键的事实。
无论是解读人的功底如何，还是解读人采取的什么方式，本质上来说，这种解读的背后，最终体现出来的知识体系，只是解读人自己对经典的理解。至于经典本身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如果受众不去看原著的话，就等于被解读人事实上带偏了。
于丹这位”文化奶妈”，事实上在大红大紫的当年，就是把其主讲和解读的经典，统统归类到了心灵鸡汤的层面。也正因为如此，最终出现了事实上的翻车。
过度解读背后的驴唇不对马嘴
于丹大型翻车现场出现在2014年，彼时的北方，冬天雾霾严重的情况比比皆是。原本的公共问题，却又被于丹强行的解读扯上了心灵鸡汤。
于丹认为，面对雾霾应该从自行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关上窗户打开空气净化器，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是不行，就要开启精神层面的防护，不要将雾霾放进自己的内心。这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驴唇不对马嘴。
雾霾的形成，跟全社会过度的工业活动有直接的关联。最应该采取的解决之道，是将雾霾的问题放置到公共的语境下，由全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去治理，而不是像于丹所说的这样，用个人的行为去阻止。这种各自安好的心境，事实上只是一种鸵鸟政策罢了。
类似驴唇不对马嘴的解读比比皆是，更有意思的是，于丹有一次还将《倚天屠龙记》里的一个段子经过改造，又弄成心灵鸡汤发到了网络上，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改造后的段子，并非于丹自己原创的。
至此，于丹的心灵鸡汤彻底成了心灵毒鸡汤，而她甚至被网友直接斥责为”精神雾霾”的集大成者。
于丹之所以会翻车，就在于对经典的解读和理解，处处添加上了自己心灵鸡汤式的解读标签。而且本身站在镁光灯下，自己不谨言慎行，往往采取用自我的方式，试图像过去那样对网友和大众形成影响，并且还期望再引发共鸣，这种想法未免已经想当然了。
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经典，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将解读的内容放置在公共语境下之后，不能强行把自己的标准去对标公共的标准；不能用自我的解读去诠释万物，一旦有些解释太过牵强的话，大众的感受就会适得其反。
于丹，这位《论语》解释小能手，最终就是如此翻车了。而且从客观的学术角度看，于丹本身的专业是传播学，其传统学术的造诣平平，更不会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和成就。可惜，她自己并没有理解这其中的本质。
她的成功并非她解读的成功，而是平台推广的成功，是特定时期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独特放大，造就了于丹在这个领域的独树一帜。如果她有自知之明，能够将自我的解读和公共的文化语境区分清楚，也不至于在之后被网友诟病。
相比之下，后起之秀的蒙曼虽然也是按照于丹的成名轨迹在走，但是由于彼时于丹成名过程中的公共文化语境已经改变，所以作为后来者，其从成功到翻车的距离，中间的过程没有像于丹这样持续很久。
从东施效颦到邯郸学步
蒙曼在传媒平台解读的同样是经典，之所以会这样，本身就是因为文化之间的鸿沟还在。只不过于丹解读的是《论语》，而蒙曼将关注的眼光聚焦到了诗歌上。
我国是诗歌大国，诗歌本身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承载的是诗人自我的感悟。如果后人对诗歌进行必要解读，这对于理解诗歌本身是有帮助的。然而过度解读的话，未免就会露出破绽。何况从他们的初衷来看，他们更多关注的是成名，而非诗歌解读的语境是对是错。
因为借助于传媒平台，很多公共语境下的平台，就能成为这类人施展自我价值的最好时刻。平台的推广效应，将他们的自我解读放大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如果蒙曼自身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那也行，可如果犯常识性的错误，那就等于在浪费公共资源了。
蒙曼的翻车，在于其解读《悯农》的时候，将烈日炎炎的夏天劳作场景，曲解成为了春日的播种场面。这种解读的错误过于低端，以至于她也很快从公共的传播视野中消失了。从此之后，试图通过走于丹的老路。
不过这种想用心灵鸡汤的方式来传播文化的成名方式，逐渐被后面很多的跃跃欲试者摒弃了。因为这些人很清楚，强行上台，最终的局面不过是邯郸学步，徒增笑柄。
也由此，从于丹的翻车到蒙曼的雪藏，让大众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经典的理解可以各行其是，但个人的观念不能强加到大众的头上，更不能打着无比正确的旗号，到处去圈钱做生意。而于丹和蒙曼这样的”文化奶妈”，最终也变得一文不值了。
文化和公共语境，需要真正的经典以及深厚的学术造诣来撑场。以文化的旗号来圈钱，而自身的文化素养却很低，甚至十分的自我，这样的人最终会在镁光灯下原形毕露。老老实实做人，这才是一个文化人，在标榜自己是文化人之前，最应该保持的一种秉性。
毕竟文化本身并非高不可攀，文化的载体可以和大众产生隔阂，但是文化本身永远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它可以化身泥土，也可以变成市井之气，永远保持敬畏，不以自己的标准为公共标准，就是最好的文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