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快的发展和最大的跨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得益于党和国家为科技发展绘制的清晰蓝图，更归功于一代接一代怀揣科技报国志的科学家们，坚贞不渝地将科学研究与国家前途、民族和人民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钱学森在人生最顺利、最高光的时刻，毅然选择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在新中国航天科技的星空上，钱学森无疑是一颗最闪亮的“星”。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九十八个春秋，心系国家和人民，为了中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钱学森活成了一座时代的丰碑。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钱老身上的四种精神，回望他坎坷而辉煌的一生。
爱国精神
1946年，35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取得了很多人暮年之时也未必拥有的成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钱学森要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钱学森的选择在美国掀起“惊涛骇浪”，他要回国的事很快就被美国军方知道了。当时，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说：“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红色中国。”1950年9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将钱学森拘留在特米诺岛上的拘留所里。后因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终于在第15天被取保候审。但是，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5天掉了15斤肉，并且失去了语言能力。随后，美国移民局通知钱学森，说他已被认定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根据美国法律，移民局决定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但美国政府又深知钱学森的分量，不想让他回到中国，因此钱学森既不能在美国自由地生活也不被准许回到中国，家里24小时受到监视，夫人蒋英也成为监视对象。
期间，钱学森被政府派来的特工在大街上跟踪，私拆他的信件，闯进他的家中或者办公室。为了躲避这些，钱学森先后搬家4次，但依然无法摆脱。为了不被监视，钱学森甚至一度将沙发搬进卫生间工作。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写了一封致自己好友陈叔通的信，请他代为向中国政府求助，信中这样写道：
“被美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阻碍归国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夙愿。切切！……”
这封来自美国的信件，先寄到比利时，再到上海，之后是北京陈叔通处，转了大半个地球之后，最后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桌上。
1955年7月，中美正式谈判。在正式谈判之前，中国在先期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后，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以示诚意。谈判开始，中方对美方公开声明“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提出异议，但美方不认为有阻止中国学生回国的行为，“不回国的为个人意愿”。于是，中方拿出了钱学森的求助信件，美方代表顿时无言以对。
不得已，美国当局不得不允许钱学森回到中国。
创新精神
钱学森回国之初，陈赓大将曾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有美国研制火箭、导弹经历的钱学森，豪横的答复使中国领导人一下来了精神。
听说钱学森言中国可以搞导弹，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顾不上自己正在住院治疗，立刻请来了钱学森。
彭德怀之所以如此迫切，因为他难以忘怀，朝鲜战场上美国肆无忌惮、三番五次地挥舞着“核之剑”的情景。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公开表示：“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必要措施，以应付军事局势。”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提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
这份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同时还列出一批可以参加这一事业的高级专家名单，如：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开路先锋。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出了那段振奋人心的经典话语：“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我们要不受别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之后，钱学森主持撰写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对优先发展飞机还是优先发展导弹提出掷地有声的建议。同时，他分析，导弹研究不一定比飞机更难，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是有人驾驶的需要反复使用的。因此，飞机对于使用材料就有更高的要求。现在看来，这种分析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当时我国工业的制造水平还徘徊在较低水平。
1965年1月，在我国相继成功发射第一枚弹道导弹、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以钱学森为主的老一辈科学家向中央建议加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展。1970年4月24日，我国名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1986年，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奉献精神
钱学森刚回国时，中国社会刚刚从被侵略和战乱中恢复平静，经济低迷、百废待兴，能提供给科学家进行试验研发的条件十分有限。
然而，这些困难都没有吓退钱学森所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他们深刻明白“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克服从物质到学术上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咬牙坚持，更多的科研人员隐姓埋名，聚集在研发基地展开秘密科研。青海湖畔的荒原和新疆罗布泊见证了一代人的激情和热血；一篇篇重要论文也记录着时代功臣们追寻真理、探寻科学的坚实步伐。
1968年12月初，在青海基地发现重要数据，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急于回京汇报。凌晨，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发生事故。但是，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烧焦遗体的分开现场，可以听到“咔嚓咔嚓”的断裂声。当人们正在疑惑两个男人为何如此这般时，分开的两人之间掉出一个公文包。打开公文包，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全场人员无不潸然泪下。
▲郭永怀
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钱学森忍着失去亲密战友的强大悲痛，挥泪指挥，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钱学森曾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
钱学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航天事业初创之时，在没有任何外国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钱老自编教材，为年轻的科研人员讲授《火箭技术概论》。他坚持每周都拿出时间和年轻人讨论技术问题。
之后的几十年间，他带领新中国的科学家们完成了数不清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淡泊名利精神
1991年，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那年，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让钱学森大为恼火。他的秘书涂元季回忆：“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地接着一个又一个电话时，钱老很不高兴地推开房门，说，你怎么还在忙呀？我们办任何事情，总要有个度。这件事情（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我看了心里都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请你立即给一些报纸杂志打电话，叫他们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都撤下来。”
1992年，五一节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钱学森办公室说，已经通过表决，钱学森为全国劳动模范，请老人出席表彰大会。当秘书把消息告诉钱学森时，钱学森说：“请他们不要如此。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堆到一个人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予别人，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任何时候都不居功自傲，任何时候都能站在全局思考问题，这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是我国的导弹专家，航天之父，“导弹”“航天”等词语也是他的首创。
但是，对于“导弹之父”“航天之父”这些称呼，钱学森曾多次说明，他不同意这些称呼。他常说，自己是在导弹、航天这样的科学工程中恰逢其时地做了一点事情，仅此而已。
晚年的钱学森即便是卧床不起，依然心系国家航天事业、科技事业、教育事业等，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报效给了祖国！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