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对久远的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即使上古时期的人物和事迹尚处于“传说”阶段，

但在司马迁的描述中，这个传说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垂拱而治、天下清明”，十分美好，

尤其是尧、虞、舜禅位让贤的故事，世世称颂。

可随着历史知识的丰富，人们也不免产生疑问：

司马迁对于西汉建立之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近百年的历史，自然是了解的，但《史记》记录的可是3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他对西汉之前的历史记载是否客观呢?

这不，一部“骨灰级”的史书被“扒”了出来，

自打这部古本面世后，不少人开始怀疑《史记》粉饰了太平，遮盖了历史真相，

因为这本书记载的内容，与《史记》的说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甚至有人叫嚣着“史记骗了我们”、“历史观被颠覆”等等。

实际上，很现实地说，真正的历史是不可能被还原的，只能尽可能地去接近，

不要轻易去否定任何一个观点，历史也并不只有两面。

今天我们要说的便是这部古籍——《竹书纪年》，

它究竟有什么来历？竟然与《史记》的说法形成了抗衡之势，

它和《史记》的记载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

《竹书纪年》的来历：1700年前，出土于战国时期一座魏国古墓。

这部《竹书纪年》并不是现代出土的，而是出土于1700年前的西晋。

当时有个叫做不准(fǒu biāo)的盗墓贼，在夜色的掩护下，挖开了自己老家汲郡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大墓，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以为这么一座大型的古墓，怎么也得挖出丰厚的钱财珍宝，

谁知他进入墓室后，映入眼帘的却是四处堆积的一卷卷竹简，哪有什么财宝，

他不甘心费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空手而归，于是顺手捡起散落的木简，点燃它们当火把用，

开始在墓里找寻值钱的陪葬品……

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些竹简就是价值连城的史书文献，许多竹简因此被烧得只剩下余烬。

当地人发现有人盗掘坟墓后，火速报告给了官府，这可是大事，官府听闻后慌忙派人前往处理，

盗墓贼被捕之余，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有多少呢？数十车…….

当晋武帝司马炎听说汲郡的一座古墓挖出来一堆看不懂文字的竹简后，觉得这事不同寻常，

派出大批学者去翻译竹简，最后才知道这座墓的主人可能是战国时期魏襄王（魏国第四任国君），

那些看不懂的“蝌蚪文”自然是秦国统一之前，魏国所使用的文字。

对这段历史，《晋书·武帝纪》中有明确的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 藏于秘府。”

这批竹简出土了不少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至于它之前叫什么不知，作者也是大名鼎鼎的“佚名”，

所以当时人们称它为“汲冢书”、”汲冢纪年”、“纪年”，

由于它写在竹简上，又是按年编次的，也有称之为“竹书”、“汲冢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

这部书的名称比较多，这点要注意，因为很多古籍也引用过它上面的内容，

有的就写“竹书云：………”，有的却是“纪年云：……….”，其实都是同一本书。

这部《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原共十三篇，珍贵的是，它按年编次叙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史事。

还要注意的是，这部书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连《史记》在当时都是“传者甚微”，

再加上西晋后来内乱，又出现五胡十六国，这部《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佚，

负责翻译整理的西晋学者，众多一流学者荀勖、和峤、卫恒、束皙、张华、杜预、挚虞、王接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竹书纪年》是哪来的？

其实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部书，有两个版本，都不是原版：

一版，我们叫作《古本竹书纪年》，

通俗来说，就是学者们在书海中寻找其他古籍引用的原书内容，重新整理，汇编成册。

其中，清代学者朱右曾汇集了部分佚文，编为《汲冢纪年存真》；

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汲冢纪年存真》的基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到了现代，范祥雍先生又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加以校订增补，

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另一版，叫作《今本竹书纪年》，

这一版书，较早的有明嘉靖时期天一阁刻本，本来有人认为也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新整理汇编的，但是，清代学者雷学淇见过元末明初的刻本，

说明这一版出现的时间还要更早，清代学者洪颐煊发现，南宋人罗泌在其撰写的《路史》中，引用了一条与这一版完全相同的内容，他认为这一版最迟出现在南宋时期，

而且人们一直拿这一版当做原版重编来看待的，但是这一版“今本”与原版重编的“古本”有着很大差别，因为“今本”在重新汇编的过程中，增加了出自其他史书的不少史料，而且春秋、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年，与“古本”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今本”成书的时间若是在南宋以前，要比近代早了太多年，所看到的原本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要多，仍然有它的价值。

《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有哪些不一致的地方？

这本《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不仅仅是相差一点，简直是相去甚远，

两书记载存在重大差异。

1.关于上古尧、舜之间的王位继承问题。

据《史记》记载，尧帝因为儿子丹朱失德，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把王位传给了女婿舜。

舜起初是推让的，但是尧死后诸侯们都不去朝见丹朱，都跑来朝见舜，于是舜认为这是“天意”，就此继任了王位。

尧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 是乃权授舜,则天下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备而 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 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尧帝大公无私、退位让贤，舜帝谦虚谨慎，被动地接受了王位，

而且权力交接的过程充满了和平的气氛。

那么，《竹书纪年》是怎么记载的呢？

哪有什么美好和平，完全是一场舜发动的政变，

以下就是各史籍里收录的“竹书”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 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后稷放帝于丹水。

后稷放帝子于丹朱。

放帝丹朱于丹水。

从上面来看，尧帝后来失德，被舜囚禁在了平阳，并夺取了他的帝位，后来舜还将尧的儿子丹朱流放在了丹水。

注意，有一条在丹朱名字前还有“帝”的称号，究竟是少写了个“子”，还是的确就是“帝丹朱”？

别看一字之差，信息量可差远了，

如果丹朱也称帝了，那说明舜很可能是囚禁了尧，并发动政变夺取了丹朱的王位。

无论如何，《竹书纪年》记载的尧和舜权力的交接是充满着阴谋和血腥的，

这与《史记》记载的美好交接，意思相差得太远了，尧帝和舜帝的“圣君”形象皆毁于一旦。

2.关于禹是禅让于益，还是传位于启的问题。

对于禹、益、启三人权力交接的过程，《史记》是这么记载的：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

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也就是说，禹在临终前，把王位传给了益，但是益却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这也是诸侯和民众的意愿，于是启继承了王位。

这段记载的其实与尧、舜大同小异，无非也是歌颂禹无私，益让贤的美德。

当然，《竹书纪年》里这又是另一个话版：

益干启位，启杀之。

益为启所诛。

后启杀益。

益代禹立，拘启禁之， 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

这个版本里还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是禹传位给了益，但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并杀掉了益；

另一说是来自《韩非子》的佐证——“潘寿言禹情”注:“言禹传位于益，终令启取之。”

也就是说，原本禹把王位传给了益，但却让儿子启自己夺回来。

曲曲折折的，总是跟史记说法完全是两个思想取向。

3.关于太甲是否杀伊尹的问题。

按照《史记》的说法，伊尹为了教育太甲，将他安置到了成汤的墓地桐宫，政事就由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三年后太甲悔过了，伊尹便将王位还给了他，自己留下来继续当太甲的辅佐。

伊尹死后，是以天子之礼陪葬于亳都的 ，奉祀为”商元圣”。

帝中任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 是伊尹放之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 太甲而授之政。

嚯！这样的大臣实在是让人敬佩，伊尹的贤名流传至今。

但《竹书纪年》是怎么记载的？

仲壬崩杀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甲杀伊尹。

太甲潜出自 桐，杀伊尹。

伊尹自篡立后，太甲潜出，亲杀伊尹而用其子。

伊尹的形象也被摧毁了，据“竹书”的说法，伊尹夺位后把太甲流放到了桐宫，但是太甲逃出了桐宫，杀掉了伊尹，随后又任用了伊尹的两个儿子…….

此外还有文丁是否杀季历、郑桓公为周厉王之子还是周宣王之子、共和执政等重大差异，本文就不一一举例了。

那么，《史记》和《竹书纪年》的一些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

《史记》和《竹书纪年》产生分歧的原因

以下也是我个人的看法，

先把史书从年代上做个分类。

我觉得《史记》是个截点，《史记》之后的历史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在它之前，有什么史书？

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远古先民是用歌谣来叙述日常经历的，

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最早出现在远古歌谣和神话里，

等商、西周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

人们又将一些重大事件，记载在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中，以及如《尚书》、《周易》和《诗经》这些古籍中。

到了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诸子百家一一著书立说，其实我想说的是，先秦时期的史料是很丰富的，

但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太多，没有几本幸存下来。

而《竹书纪年》原简，其实就是跟这些古籍是一个梯队的，比《史记》要早200多年，

因为埋在地下，所以逃过了一劫。

当然，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竹书》的作者，其实对于上古和夏商、西周的事迹，都是要从更早的古籍中来获取史料的，

很可能是两书作者取材时，选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史料。

就拿《尚书》举例，记载的是自原始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初期，横跨整个奴隶社会的人物、传说和事件，

比如尧舜禅让、鲧禹治水、太康失国、盘庚迁殷、周公摄政、成康之治等等，

这部书也是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但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尚书》也是存在真伪争议的，

更何况《竹书纪年》作者所在的战国时期，那时候的儒家不仅没有普及，还屡遭排挤，参考的未必就是同样的史料。

但是到了西汉就不一样了，司马迁学的都是儒家推及的知识文化，写法倾向于儒家的理想也无可厚非，时代局限思维。

另外，两书的作者思想取向也不同。

再举个例子，就拿《春秋》和《左传》来说，

通俗点说，《春秋》就是提纲，《左传》就是内容。

问题也正在这，《左传》很明显地丰富了历史事件，比如春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

左传是怎么记载的？

某什么样的年、什么样的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事件的人物是谁，他带着什么表情或心理说了什么样的话，他的目的又是怎样的。

看出区别了么，这其实就是文学色彩。

同样的史料，两书作者看到的角度不同，思想取向也不同，所以，出现了偏差。

例如，以《竹书纪年》同《左传》中的记载对比来看：

《纪年》曰:“郑庄公杀公子坚”。

《左传·隐公元年》曰:“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这部《竹书纪年》的作者，是站在一个事实的立场，隐含一种谴责的意思，说郑庄公夺权胜利，却杀了亲弟弟公子坚的行为；

而《左传》的作者呢，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强调的是他胜利了，结果是弟弟逃跑了。

作者的思想取向一般都跟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关，

像现在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你在这个时代的认知只能局限于这个时代，受这个时代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历史不一样，

你是能够开拓自己的视野的。

再有，翻译的学者们，对于古文字的理解。

前面提到这部书的原简，是用战国时期魏国的文字撰写的，

西晋距这部书也有500多年的距离了，对上面的文字进行“翻译”工作的人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失误翻译的？

毕竟古文么，一个大事件也能用寥寥几笔表达完，

这中间需要自行脑补画面，所以，对文字的理解这是需要加入人为因素的。

关于《竹书纪年》真伪问题，其实青铜器铭文上的一些内容是能与此书相验证的，本文不举例了。

综上来说，我觉得《竹书纪年》这部书，虽然记载的内容与《史记》的说法形成了抗衡，

但它展现了历史另一个面貌，另一个角度，让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接近真相，

这根本是谁真谁假谁更靠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