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临终诗》——李鸿章
光绪二十七年，与八国联军签订和约后不久，这位国之栋梁便与世长辞。恐怕李鸿章至咽气前，也无法解开萦绕在他心头上的疑惑：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为何终究徒劳无功。
同样是向西方学习，为什么日本就能成功而中国却走向失败？同样是保守落后的君主专制社会，为什么日本能做到鼎故革新，摇身一变，加入到现代化社会之序列，而中国却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日渐沉沦？
论体量中国比日本大，论人口中国比日本多，论资源和社会财富日本更无法与中国同日而语，可偏偏就是就这样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又贫瘠的海岛国家，竟能一跃而上，成为当时整个亚洲的唯一强国。
我相信不光是他，就是左宗棠、张之洞等一类洋务派人物也是疑惑，至于后来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只会对西方文化极尽鼓吹崇拜。而上述之人之所以困于其中，是由于三大问题没有彻底看清，即内部民族矛盾、社会结构极端、专制之国情。
此三大问题者，要么只见其一，要么只见其二，而三者全见却未有。
先说民族矛盾。
在民间里，一说到晚清社会，那给人的印象一定是腐朽、没落、封闭、保守，新鲜事物面前不知道积极面对，大胆吸收。反而以天朝上国之虚荣洋洋得意。但是这种落后的社会生态，并不是中国自古就固有的。
远的不说，就说明朝，虽然他们也有骄傲自大的心理，但对于新鲜事物并不极力排斥，对于西方文化也不闭目塞听，对于中国需要改革文风和精神的开明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活跃着，反观清朝则不然。
而之所以明清两朝的政治生态相对各异，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清朝不是汉人的天下，而是满洲人的天下。他们统治中国期间，不光担心农民起义，更担心的就是汉人士大夫起兵造反。
所以，自满清入关、定鼎中原、统治中国以后，晚明的政治衰败成了清朝统治者压迫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内容。
自然的，在长期的满清统治下，中国这一方要想搞成功洋务运动，第一个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汉满的民族矛盾。
这个问题在日本却没有。日本的封建社会是落后，可日本的天皇不是外族，不是大和之外的人。对于本国遭受西方入侵而国内幕府统治甚为保守的情况，天皇和中下层武士在最高利益上很容易达成共识，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反观东方大陆上，这种事能出现吗？一荣不可能俱荣，一辱更不可能俱辱。在满洲人眼里，汉人是他们的奴才，主子怎么可能和奴才一致。况且，洋务运动由汉人主持，一方面虽说可以增强国防，增加国家收入，但另一方面洋务却掌握在汉臣手中，一旦成功，对于满洲人来说，那就是养虎为患，终将噬主。
至于洋务运动破坏满清仰仗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依附满洲人的其他汉臣和族臣利益，那就更不言自明。比之于明治维新，一个严防死守，生怕下面做强；一个开放包容，生怕下面做不强，放眼视之高下立判。
再说社会结构极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中日之间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改革中，其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便是于此。为什么日本就能很容易地把向西方学习推动成政治改革并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为什么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别说暴力推翻满清统治了，洋务运动都很难一帆风顺。
症结就是社会结构不一样。日本的社会，是三明治结构的：天皇、幕府、中下层武士。中国是夹板式结构的：仅两层，满清权贵、汉族和其他主要民族。
前者的三明治结构，就使得社会出现了中坚阶层，不论它是落后的还是进步的，三明治的结构客观上造成了统治权力的三分。不会形成顽固的、难以撼动的绝对统治力量。在行政上，也受之影响，土藩林立，统治权力一再分割。
所以，另一方面的客观影响就是皇权专制就基本不可能产生，天皇的统治力量也就薄弱。那么对于次于天皇的幕府而言，就更不用说了。当面临变革时势的时候，反动守旧力量既不能统领全国，又无法制约中下层势力。上下一联合，成功指日可待。
那么中国呢，清朝中国，除了满洲人，其他民族皆被视为奴隶，中坚阶层似有若无。加之满清对于各族分而治之，只有满清统治者在全国是统一的政治力量，被统治者无法形成合力，那些朝臣士大夫，充其量也是满清的仆从。其内部都是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想成为独立的力量，几乎不可能。那么独立力量无可形成，洋务运动又岂能从星星之火壮大成燎原之势？
而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在夹缝中生存发展的客观原因。
还有一个是专制之国情。
由于近代中国就已经先有了两百多年的民族压迫，国内的社会结构也颇为极端，在这种外族征服又广泛打击反抗意识与行为的政治影响下，中国人民普遍愚昧保守，明代以来优秀进步的文化思想得不到传承发展，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优势也得不到尽地力的发挥。
加之作为外来征服者的满清，他们并不需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美好未来负责，所以，只管压榨、奴役，而不考虑让中国更加进步和文明。官僚腐败、吸食鸦片、精神堕落，已经蔚然成风。就仅仅李鸿章本人在位期间所获得的灰色收入也不下千万两白银。
此等国情下，想达到“自强”、“求富”，放在其他国家也难说成功。
那么，当面对强大的外来侵略者时，其认识能力和反应能力就显得迟钝麻木。加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鸦片战争以来到洋务运动前夕，西方列强来中国，不论是开辟两三个口岸，还是扩大在华贸易，其结果也仅仅是影响了沿海一小部分而已，于整个大清帝国而言，不痛不痒。所以，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晚清对于变革的认识，不过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成了“中体西用”。亡国灭种的危险尚未意识到。
可到了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人口稀少，国土狭小，统治力量不够强大，欧美列强一旦扣关通商，不需要很久，日本就能感觉到民族危在旦夕之间，与外国之差距显而易见。故变革维新也相比于中国要深入，不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还要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
所以综合来看，中国近代发起的洋务运动，既无法打造出一批独立自主颇有力量的势力，更无法改变专制社会和满清的压迫统治，上无法解决民族矛盾，下无法优化社会结构，与中间而言，也无法移风易俗。向西方学习军事工业和技术，本质上只是汉臣维护自己在满清政局中的利益和地位，成功只能是梦幻，过后只剩泡影。
补充
有的人说，洋务派一开始就不能只搞军事工业，应该先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培养政治人才，这样有利于打开政治局面；也有的人说，洋务派本身就不怎么精通科学技术，极其依赖西方列强，经常在中外贸易中吃亏，而且工业生产多是官督商办，民族资本家无法独立发展。所以成功很难。
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重大问题。关键还是文中提的三大问题有木有解决。改革运动从哪里开始都可以，只要是时势有利，终究会把各领域涉及到，在早和晚上找毛病没意义。还有就是官督商办，日本也是类似，一开始是官方后来才给的民间，依赖西方列强也没事，关键还是时势利不利。利的话，有人才积极加入贡献力量，官督商办也能演化成合作共赢。须知，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静止地看问题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