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夜晚，闲来无事，再读司马光《与王介甫书》，感悟颇多，胡乱以文字记之。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时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司马光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最主要干将。在这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以朋友的身份劝说王安石改弦易辙，放弃变法，这就是有名的《与王介甫书》。
在信的第一段，司马光以“益者三友”入题，并以“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告诉王安石，自己给他写这封信是坦荡荡的。同时以“直”作铺垫，要求王安石即使觉得自己说的不对，也要“谅”。第二段，司马光先将王安石大力飘扬了一番，然后当然就是“先扬后抑”，这样个人的印象才是深刻。
第三段，司马光开始进入正题，竟然以关照、保护王安石的角度说这是司马光的本意，意思是我反对你是为你好。这段话主要指出了王安石两大错误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然后有说了一堆关于新法的不是。本来说新法的不是，可以从客观的结果来说起，但是司马光却将这一切的不是归于王安石的“两个太过”。这就好比的说你的事干得不好，是因为你这个的人性格。这就有点让人接受不了了。
第四段，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听不进去不同的意见。司马光的理由是：你王安石总贤不过孔子、孟子吧？而你王安石却以“我之见天下莫能及”的态度来标榜自己，这总是不对的吧！这点总的来说，对王安石性格刻画还是中肯的。要不然王安石的绰号也不会是“拗相公”，也不会说出千古名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自古以来，变法成功的难度远超于改朝换代。中国封建社会，几十次改朝换代都成功了，然而历史上十几次较大规模的变法却大都以失败告终。我相信王安石对变法的困难是有预见性的，矫枉必须过正，否则就会“矫而不正”！“三不足”就是王安石给自己熬制的一碗鸡汤！
第五段司马光斥责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并认为王安石这是背弃了儒家奉行“义利相悖时，舍利而取义”的价值主张，不配做一个读书人。其实不当家不知财米油盐贵！北宋立国不正，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想杜绝军人反水。后来澶渊之盟更是树立了“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的治国方略。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那就必然要需要大量的钱。以北宋当时的情形而论，如果没钱，肯定很快就要开始走下坡路。正是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所以王安石搞起变法才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遗憾的是，王安石变法的主张，太过超前。其变法要想成功，必须有赖于对个人财产、问题纠纷处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并坚持能执行。这个在北宋时期是不可能的，放在今天，也只能说我们刚刚具备那个基础。于是，王安石的变法就不可能地要失败了。
在信的第六段，司马光回到与王安石的争论，为他替皇帝草拟的批答进行辩解，并将王安石逼到墙角，说他与天下人为敌，没有什么好下场。以此为基础，他给王安石指了一条路：希望王安石改弦易辙，放弃变法，这样于他的光辉形象无损。同时，司马光还以朋友的身份指出王安石用人不当，不应该使用吕惠卿这样的“谄谀之徒”，似乎还有点“先见之明”！其实，在当时情况下，主要是站队。没有站在反对者那边，当然自己就要视为是自己人。信的最后一段，司马光给王安石下了个套。意思是说， 听我司马光的话就是善人、君子；不听，就是坏人、小人！
王安石收到信以后，没有立即回复。于是司马光又接着写了两封给王安石。这才有后来王安石回复的一封信，就是《答司马谏议书》。好久我再读一遍后来分析给大家！
以下顺便抄录一下《与王介甫书》原文
与王介甫书
司马光
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待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曏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
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蘧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蘧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酇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唯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顒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盅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则艴然如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也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释。”《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出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
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日前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倘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狥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35）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犹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