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五（公元1793年），一支
英伦的使团前来中国，他们的目的是觐见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同时磋商通商事宜，然而这种在近代相当常见的行动，在当时却注定步履维艰，究其原因还得从所谓的”闭关锁国”说起。
对大海又爱又恨
清代的闭关锁国并非乾隆首创，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它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苛的海禁，根本原因是要防范逃到的南明小以及郑氏，所以一再下令禁止商人进行海外贸易。
这种情况在皇帝平定三藩、郑克塽投降后发生了变化，原本东南沿海岛屿的动机消失，朝围绕着是否要开海禁有过激烈的争论，主张开禁者认为海禁断绝了贸易，于财政大计有亏。主张继续海禁者如明珠、李光地等，他们认为开禁会引发不稳定因素，在清代诸帝中，前期的康熙本人还算较为开明，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他下诏重开海外贸易。
于是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地均放开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为使贸易有序，清甚至一度建立了由
的海关，比如粤海关由内务府派任，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江浙海关由两省巡抚兼任。在港口沿线及邻近地区如广州的潮州、雷州等四十三处，福建的厦门、等三十多处都放开通商，使得康熙时的海关税收每年约有四五十万两。
正是这放管理权限表现出了前现代对港口贸易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扩宽财政收入的阶段，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制度设计和规范，尤其是宁波厦门等关口成风不利于贸易发展。同时对于外商又极为和防范，比如严禁、铁器外销，不准外商在广东”过冬”等，这种倾向在弘历继位后愈演愈烈。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他下令关闭三处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通商，阻断贸易使得一部分外商急得跳脚，两年后就有位英国商人洪任辉要求自由通商，结果反而引起清更加严厉的防范。
第三个阶段——中介出现了，对于清廷的禁令，初来乍到的外商自然十分陌生，这就给哪些中介人士以生机，他们各施手段，从那里经营外贸的许可，然后就能名正言顺地负责外商所需出口货物，以及承保缴纳进口税等事务，由这批中介建立的机构名为”公行”。
所有进出口商品都必须在那里交易，成立”公行”的好处有二：一方面可以发展壮大抱团面对衙门提高对接涉外的频率，另一方面也可以统一货价消除内部竞争，后世常将这些机构称为”广州十三行”，当然这个数字只是虚指，实际数额常有变动。
作为
与外商的中介，它们被要求应当照料和”管束”外商，所谓管束即外商在黄埔上岸后，就必须在广州城外省河边划定的商馆，平时不得任意跑到商馆区以外的地方，更不准私自入城，洋人经商和生活所需的所有买办、翻译、仆人都必须由”公行”来雇佣。如果洋人有事要向官府交涉或者反过来官府有事通告外商，都会经过”公行”传达。
等到贸易季节一过，”公行”又会负责任地催促外商离境，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官家老爷不必放段去和他们眼中的夷人怪物打交道，中间商也靠各种收费差价赚的盆满钵满，更让朝廷满意的是外商都被控制地死死的，根本无法逾矩，仿***。
伯爵：跪是不跪？
在这种框架下直到乾隆晚期大清成为一个贸易出超的，几乎每年都能顺差让外商以本国银钱来支付贸易差价。即便是经过产业、经济蓬展的英国也英雄气短，长期处于逆差之中。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由大清贩往英国的商品里仅茶叶一项，即达一亿银元。
为改变这种状况，缔结基于近代条约的关系，英国以马戛尔尼伯爵为正使，东公司大班斯当东为副的使团于乾隆五（1792年）秋到达渤海湾的大沽口。根据目前留存的英方档案，此次出使的目的在于扩大通商与联络邦交。
具体来说有以下四条：其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像一块类似于澳门那样的租界；其二如清不愿租地那就申请加开通商口岸，减少对广州通商的限制；其三英方愿意表态遵守清对的禁令；其四英国希望能派公使驻京，作为对等条件，也欢迎清廷公使驻伦敦。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使团除了带着由英王颁布的用以标明身份的国书，还有一堆花了大价钱搜罗的礼物，包括大型地球仪、赫歇尔反射式望远镜、太阳系行星演示仪、气压计等仪表、沙发转椅、体育锻炼器材、机织布料、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各种钢材制作的、还有、炮、药等，甚至还有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君王号”的模型，这些几乎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技缩影，马戛尔尼对此颇为自信，认为必能让东方帝国的君主大开眼界，心花怒放，从而应允贸易购买英国的商品。
说起对于这个使团的态度，清廷其实也是颇为重视，派专程迎接优礼款待，这使得马戛尔尼等一度非常乐观相信谈判将顺利进行，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清廷派出的在”觐礼”问题上无法与使团达成共识，先是在进京途中清朝派人在英方船只上挂起了写有”英吉利国贡使”的，带有通译的马戛尔尼使团当然不可能不知情，但在摸清楚意图前佯装不知，但是等到了热河离宫时，矛盾再也无法用这种假装不存在的方式掩盖。
按大清礼制觐见者必须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马戛尔尼对此是拒绝的，他要求行使欧洲宫廷外交中的觐礼——一足跪地一手轻握君主之手而，这引起了清朝的极大警惕，按规定任何外国使节都不能靠近御座，皇帝的躯体你要触碰？这是疯了吗？所以坚决不同意，双方在这点上争执许久，迟迟无法进展。
后世人常常截取这部分史实认定清朝固步自封拘泥礼节，这种判断也有失公允，比较粗糙，如果我们考察史料就会发现皇帝本人其实没有对礼数做出特别严苛的要求，早在英国公使上岸前他就发出廷寄：”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勉强”。
弘历希望英使行礼一事应当水到渠成，所以嘱咐要在闲谈时委婉透露即可，如果对方不肯也不宜斤斤计较，重点在于让他们感受大清对英吉利藩王的”怀柔”。然而皇帝陛下的”恩惠”在眼里显然是客气客气，英使当然需要铭感恩典，然后心甘情愿三跪九叩，这就导致了上述争论。
为避免皇帝查问，他们还禀报称争议已被解决，马戛尔尼等人正在练习礼，两头瞒的结果，当然是两头都瞒不住。
当使团终于来到行宫，而礼仪问题依然没彻底谈妥，乾隆皇帝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他为了让朝贡仪式继续进行，他怀疑是沿途各地方官接待使节过于优待，导致外国使节如此傲慢，如今情况只能将错就错，他允许马戛尔尼走到自己御座前单膝下跪，呈上装有乔治信函外嵌珠宝的盒子，随即赐给英王一柄白如意，将之交给马戛尔尼并让他们参加宴会。
席间，皇帝让人从自己桌上取下御膳送至特使桌，宴会结束后还命人召特使近前钦赐温酒一杯，凡此种种均可看出其实礼仪并没有构成严峻矛盾，真正的冲突，反而是围绕使团提出的要求。
白跑一趟的使团
据《清史纪事本末》载，英方提出的具体诉求一共有七条：
1.遣员驻京师，照管本国商务
2.商船至宁波、舟山及两广、天津地方收泊交易
3.仿例设商馆于京师收储货物发卖
4.要求舟山附近小海岛一处居留英商及收储货物
5.于广东省城附近拨舍地方一处居住英商及寄寓澳门之人准其自由出入
6.英商于广州澳门间由内河运输货物请免税或减轻税额
7.任听英人至次年
正是这些“过分”要求，让清廷开始重新审视这支使团的目的，也正是此番态度转变，出双方本质差异所在。
在英国人眼中，这是基于自身利益诉求与地位均等进行的正常外交谈判，但在清廷眼里，却成了是本该”外夷向化”的番邦贪得无厌，简直是心怀叵测，蹬鼻子上脸，需要严加防范。
英使反感清廷倨傲，清廷猜忌英使奸猾，双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斗智斗勇。而为了既不让英使得偿所愿，又不失天朝上国的礼数，清一直着对马戛尔尼一行的热情招待，却回避任何实质涉，更不会流对通商的兴趣。
那么英使带来的礼物呢？
皇帝根本看不上。
除了一些钟表比较新奇，让皇帝愿意选几个钟表匠人跟着学学怎么用之外，其余仪器火炮都没能引起重视。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东西清代宫廷里早就有了，据使团成员回忆，他们应皇帝邀请前去参观热河行宫的宝库，在那里上述仪器以及欧洲的高等美术品应有尽有，而且清廷还笑言，这所宫中的收***若与圆明园中专门收***欧洲物品的宫殿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这令马戛尔尼等惊。
二来在当时的大清可能并没有多少人理解太阳系演示仪标志着天文学的突破，地球仪意味着环球航行和勘探的完成，气压计等各种仪表说明了物理学的发展，炮与炮弹则充分说明无机化学和热力学在欧洲军事领域中的运用。
这些物件之后的科技含量，大清的接待人员根本无从知晓，这些具体的仪器在本身工艺的背后，着近代科学的发展。
但这种知识的价值全然不在皇帝视野范围内，因为这些东西看起来还没有钟表精致实用，于是皇帝很诚实的表示：你们来就来吧，就别带东西了，你们那点玩意儿我这都有。
基于这种认知，皇帝自然不会对通商有什么兴趣，他在回复英王信函中逐一批复了七条要求，他声明使臣驻京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如果希望大清照料买卖，那么我们多关照一下，至于索要海岛，别闹了，你们想都别想，要是同意你一家，其他都来要岛，我们岂不是全部要答应？
降低关税，也是一个道理，不能厚此薄彼。
说到底，你们这帮家伙不能靠一点奇技巧，就来我们的老规矩。
一百年后的再次相遇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马戛尔尼使团只好于翌年三月从澳门踏上归途，等回到国内，乾隆皇帝的信就被如实翻译成了另一个样子：我已经注意到你们谦恭有礼的态度，但你们毕竟远居海岛，我们物产丰富，不需要蛮人的产品。这种翻译带来的反差，在英国一时被引为笑谈。
然而后续的故事就没有那么好笑了，四十七年后他们踏着海波重新驶来，带着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国门，又二十年后的1860年，英法再次打上门来，双方再次因为礼仪问题终止谈判，面对当年不那么受重视的欧洲枪炮，清军全线崩溃，咸丰皇帝出逃的热河，正是当初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地方，联军则攻入了那个象征着帝王财富的圆明园。
也就是在那里，侵略者回忆他们看到一些马车和成套的镀金镀银马具，很明显都是欧洲货，那是英王乔治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也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送来的，那些东西都原封未动，还发现两门炮以及包括牵引车、炮架、炮弹配置，上面刻着的日期是1792。
这两门看起来仍然崭新的炮，以及在大沽要塞发现的其他大炮，后来被英军送回英国的伍尔维奇皇家库。经历了67年，它们又重归故里。
1793年的使团朝觐，可以被视为东西两大帝国、两种形态、两个时代及其观念的一次对话，双方都基于自身经验去理解对方，结果都是大摇其头。由于历史的擦肩而过，没有给大清带来一丝进步的涟漪，当象征着业、高效率、利益导向大变革的新时代风潮来临时，曾经的错过才会萌芽、成长、缠绕、撕裂，把这艘代表着小农经济、礼仪秩序和超稳定结构的旧时代的大船拖入的结局。
时至今日，拼尽全力追逐着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时，很多人都已忘却，这剧变其实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发出先声，亦即中国古代史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