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玲
1958年6月，叶文玲在《东海》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我和雪梅》，叶文玲的“创龄”已跨越半个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活跃于文坛，涉足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各种门类的创作，出版了四十五种作品，字数逾千万字，称得上是文学界的“劳动模范”。从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心香》开始，到她奉献给读者的长篇小说《三生爱》，她一直在发现、开掘与追求美，对美的发现与赞美，成了叶文玲小说创作的基调。
这里，约请她的家人和文友一起来聊聊她的创作和创作背后的种种，想来对读者读她的作品将会有所裨益。
千里闻铃音
叶 鹏
文玲并非诞生在文学之巢的孩子。算上异母所生，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个。文玲在七姐妹中排行老六。从哪方面讲，都不会在家中最受宠。偏因她幼时聪颖活泼，连我那平素对孩子甚为严厉的父亲也很喜爱她，姐姐和我们几个大孩子出门，也最愿意带着她。童年嬉戏的笑声和梦幻，一一沉落在后院的花荫鱼池下。多少年后，文玲以《摇出一叶荷露》为题，记叙了童年时的稚趣。的确，文玲首先深深印在我脑子中的形象，便是一个扎着双丫角活泼调皮的女孩，她常常像只小猫似的，爬过窗台，溜到我的房中看我所写的诗和日记，在她混沌初开的时日里，这是最能进入她心扉的事。
正因为与文学的亲缘，我们最相爱。如今，一切甜美的迷恋和向往，都被生活这沉重的一击粉碎了，从此，浓重的阴影将伴随着文玲的芳年，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过，我不相信文玲会从此一蹶不振。我一向认定，她比我更多文学天赋，她幼时的痴迷书籍，上小学便显露的作文才气，以及上中学后，她不断给我寄来的一篇篇习作，特别是她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接连发表的小小说，都使我加强了这种“认定”。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她那秉承母亲遗传基因的那颗敏感而极富同情的心。
我在如火的焦灼中给她写回信，一封又一封，勉励、劝慰，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诗说词，我知道无法帮她找到司天的巨杖叩开文学的大门，但我想首先要燃起她心灵的火焰，鼓起她生活的勇气。所幸的是，那时我尚有通信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我能够把全部的爱心都煎成浓浓的汁液，倾倒在给文玲的长信中。
文玲终于振作起来，她愈来愈在感情上依附我，她给我回的信也是长长的，一封又一封，倾诉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忧喜苦乐。终于，她告诉我心情已渐渐轻松，现在和生产队的乡亲们一起下田劳动，很累也很充实，实际上乡亲们无需她做什么重活，最愉快最派得上用场的是晚上让她给大家记工分……“我很可自慰了，哥哥，不消多久，我就会成为一个内行的种田人呢！”
终于，又有了一个“特大喜讯”——1958年6月，她在《东海》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和雪梅》。
我忘了收到信那时是中午还是黄昏，只记得读信的当儿，眼中一片湿润，窗外的土坡黄得耀眼，而我那眼窑洞外唯一的一棵枣树，强烈地飘散着枣花的芬芳。在风风雨雨黄黄绿绿的年华代谢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能使我感到新的生机和春的消息。
我是深夜三点回到故里的。
汽车行到离家乡五十多里的小站时抛锚了，司机声言明天再走。我不想等了，从大学二年级后，我就没回过家，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半了，再也不能等了。这是1960年。1960年的这场“摘了帽子”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提着那个用破被单扎成的包袱，一口气走完了五十里崎岖山道。快到老家楚门时，我的脚步却放慢了，“近乡情更怯”，没有人比我更深地体会到这句诗的意味了。
我的敲门声使母亲怆怀不已，母亲的喜泪冲去了我一路风尘。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她给我做的两大碗米饭时，我才发现妹妹不在家。但我随即记起:文玲在农场，她为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到海边的荒滩干江农场劳动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年，她在创作上出现了晨曦，生活却一无转机，青春而柔软的额头，接二连三地碰壁。
不知为什么，我是那么急于想见到文玲，这些年，频频的通信似乎远远没有倾吐完我想对她说的一切。在邙山的这几年，我仿佛已经度完了人生的全部岁月，我还想告诉她我所体验、感受的一切……母亲自然知道我的心情，天没亮，就让弟弟去三十里外的干江报信了。
她回来了，啊，文玲！
文玲提着小包，倚着门框，红扑扑的脸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热汗，她望着我，惊喜而羞赧地笑着，那完全是一个成熟而沉静的姑娘的笑容。
我几乎立刻垂下了双臂，呆呆地望着这个十八岁的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妹妹，哦，是的，从此以后，我不好意思再抱她，她也不会再小鸟似的像以前一样扑到我怀里来了。一刹那间，伴随着异常的欢喜，一丝莫名的惋惜和惆怅也涌上心头。
但我并没有长久地惋惜和惆怅——文玲交给我两大本厚厚的日记:“除了我给你写的信外，大哥，这几年，我所做所想的一切，全在里边了……”她说，眼里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我记下这一切，好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你看……”
我心头怦然，眼眶不由得也热辣辣起来，因为我看到那第一本日记，原是我在复旦参加“科学时论会”得的奖品，扉页上还有我当时的题签:“送给文玲妹妹——六一的礼物。”第二页上，是文玲上中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当年的中学老师为她画的一株蜡梅。
“我现在才明白了老师画这蜡梅的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哥，你说是吗？”
读完这两本娓娓述来的日记，就如自己的灵魂也受了一番涓涓清流的淘洗。我没有了半点惆怅，而且还非常欣慰——文玲长大了，成熟了。从她日记中所显露的才情，所透示的对生活的沉思，我又一次加强了这种认定:是的，毋庸忧虑，毋庸急躁，她早晚会驾驶生活之舟，驶向文学的广阔海洋的。
我并没有虚盼妄想。她在日记中所记载、所描述的生活，二十年后，一一被她写在了长长短短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苦难，正是人生的老师不幸，正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直击老妈
王海靖
我大舅有一句四字名言:“男人难人。”这句话想必是从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有感而发的，和我妈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在成为一个大男人之前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难人”，则大部分是拜我妈所赐。
我作为一个名女人的儿子，从读小学开始就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老妈——确切地说那时还不老——已经越来越有名气，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班主任(照例是语文老师)也知道了;这也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她(小学班主任照例是女人)开始把我的成绩和我妈的名气联系在一起。大小考试中偶有失手，便会招致某种程度的疑问:“你怎么会考不好的……”潜台词是你妈怎么会让你考不好的？而考得好便被视为理所当然。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许是家教渊源，我的作文尚属通顺，时不时地被老师拿去做一两回范文；老师在台上读，台下的同学们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碰上有一两次发挥特别好的时候，连老师都会把我拉到一边，很委婉地问我：“是不是你妈帮你修改过了？”天知道就为了怕这样的误解成为现实，我从小到大一篇文章都不曾拿给我妈看过！
学习成绩倒也罢了，因为一直还说得过去，可是还有德育成绩呢！少年人顽劣是天性，而在我身上这天性又很有些异常，异常地顽劣。由于在学校里闯了不大不小的祸而请家长，已成了家常便饭，也果然到了家常便饭的地步，一个星期没有接到老师的通知到学校去一趟，连父母也会觉着奇怪。请家长的时候母亲是从来不去的，一来是(照她自己说)没有时间，二来是(照我自己想)她觉得有失面子。的确，在别人身上顺理成章的调皮捣蛋在我身上就有些不可思议。有老师问我:“你妈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调皮的儿子？”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妈和我一起向老师解释一下，三方共同探讨，方有可能找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可是母亲从来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想给老师这么一个机会，倒是父亲常常有这么个机会。他老人家彼时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也是经常大会小会发言，领导着中学老师却被儿子的小学老师教育，在颇具幽默感的他看来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另一方面基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父亲比母亲毕竟好说话一点，当然也不排除他去得太多，已经习惯得无奈了。
因为自己的不够含蓄和不够内向，从小我就是和母亲争执最多的一个。大姐温顺，二姐乖巧，看在妈妈眼里都只有疼爱的份儿。我继承了母亲性格中的自尊、敏感和父亲性格中的耿直，渐渐演变成一种执拗。虽然没有到不讲道理的地步，但是也已经很容易觉得别人不讲道理，凡事好与人论是非曲直，而不太顾及时间地点情形，更无论方法策略，曾经有两次与母亲力争不让，直气得她老人家“肝儿颤”，事后想来也很后悔，而一直不曾向她当面赔不是。照我那时想来，“吾爱吾妈，吾更爱真理”。直到一次有朋友一棒打醒我:“哎呀真是的，跟你妈还有什么大是大非！”我茅塞顿开。从此不再与老妈发生大争执，偶有小摩擦，往往点到为止，总之不把她气得“慈容失色”就是。
小时候曾经有客人半开玩笑地问我:“觉得妈妈好不好看？”我颇为认真地回答:“作为妻子来说可能不漂亮，但作为母亲来讲很美。”一旁的父亲笑了起来，说了一句:“胡说八道！”可见在父亲眼里母亲为妻也是美丽的。我曾经见到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长长的辫子，秀气的瓜子脸，黑亮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她们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纯真的光芒，确实也很美。岁月流逝，母亲不再年轻，光洁的额头上已经添了许多皱纹，中年发福，瓜子脸也变成了一团和气的圆脸，用二姐的话说，妈妈“胖得很可爱”。长辫子早已消失，在我记忆当中母亲永远是一头短发，而现在也日见稀疏了；只有眼里的光芒永远是温和而坚定的。
母亲的坚定，是对于她所挚爱的文学事业而言的。小时候，我一度睡在她的书房里，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每次夜半醒来，都会看见她在台灯下伏案挥笔的背影。也许这对于每个作家的子女来说，都是一种很平常或者说很正常的经历，但它也确确实实让我感到了母亲的刻苦与执着。尤其是当她后来罹患了“坐骨神经痛”这一职业病的时候，在坐椅上铺了两层厚厚的垫子咬牙坚持写作；有时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便趴在写字台上，而笔仍是不停。照我想来，母亲是确实准备履行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手中也依然握着自己的笔”这一诺言的。但事实上，这一诺言很有可能无法照原样进行。因为母亲从1991年便开始换用电脑打字，总不能说“手里仍然握着自己的鼠标”吧？但这种精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也相信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会是在写作或是牵挂着写作。有好几次她半认真地说写完手上的东西就要停笔了。写《无梦谷》时她这么说过，写《秋瑾》她也这么说过，出文集的时候她说了好几次，而直到现在她的笔也没有停下来，看样子也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了。
我妈换用电脑打字写文章，最大的受益人是我爸，最大的受害者是我。没“换笔”的时候一直是由我爸替她抄稿子，因为我妈文思“泉”涌的时候，笔墨往往尽作狂草，不但编辑大人不可能认得，连我爸有时也不认得。以往常常是我妈在一个房间里写，我爸在另一个房间里抄，往往先听到爸在喉咙里咕噜一句:“这是什么？”于是召唤我们三个中的一个过去;过去了先把那处不认得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希望有认出的可能，往往不能。于是“拿去问问你妈”，就去，妈也要先看上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字；碰上有两次她自己也无法辨识，于是愤怒:“为什么不早拿来？”——不是笑话，实是事实如此。我爸就这么着替我妈抄了二十多年的稿子，编辑大人看到的大多是我爸那飘逸秀挺的字，识我妈手写真迹者稀!而终于“俱往矣”，除了我没人怀念那个时代。
如前所述，我在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理工科学计算机有点像文科学外语——到哪里都是给人当工具使。在单位里没当成工具，在家“工具”得厉害，使用者自然是我的娘亲。说起来不怕笑话，我妈从1991年用一台286开始打字，坐在电脑前的累计时间恐怕比我这个专业人员都长，但一直都没有记住将文章从软盘拷到硬盘这一最简单也是最应该搞清楚的问题，从硬盘拷到软盘也是一样——不会。我只得把整个拷文件的命令全都写下来，老妈每次需要拷贝文件时必定打开她的小本，一板一眼(所谓的一板一眼是这样的:老花眼镜架在鼻尖上，看一眼小本，从键盘上找一个字母，敲一下，再从眼镜上方看一眼屏幕)地照着打，而每次必定漏掉点什么，不是空格就是后缀名。而后她便开始打传呼，要我来救驾。常常是出了故障后，我在远处握着听筒，她在家里握着电话的另一头，先由她(或者我爸)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屏幕上显示的出错信息拼给我听，我再把应该键入的命令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她听，中间夹杂着“等一下我拿支笔记一记”之类的句子。电脑升级飞速，家里的286也是先变成486，然后又变成奔腾，直到现在的奔2笔记本;硬件更新了，软件也得上去呀，WIN95的时代再用DOS无论如何都显得笨拙;可她老人家无论如何都跟WORD过不去，还一直把它念成“沃特”，听起来如同WHAT，稍通英语的人听了必定一愣一愣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用电脑写作的作家都应该有个学电脑或懂电脑的亲戚，我只知道我妈必须得有我这么一个学计算机的儿子，才能用电脑打出文章来。
关于我妈与电脑之间的苦乐，似乎不必再说，单就《我妈与电脑》这个题目做一篇文章便有许多可写。总而言之，老妈对于电脑可以用一句话来解:“年纪有一大把，问题有一箩筐，笑话有一大堆。”都说出来恐怕有损光辉形象，就此打住，“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我妈最拿手的绝活儿——做菜。
记得以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内有一段话大意是当今女作家无不以写作之外的某些特长为荣，或擅编织毛活儿，或长书法绘画，或能抚琴作乐，或精烹调厨艺，“写作算什么？只不过是蛋糕上的樱桃！”结论如此。我在餐桌上向妈转述此意，她笑不可支，夹了一筷子菜放在我碗里:“喏，给你樱桃。”妈的确烧得一手好菜，凡在我家做过客的各路亲朋好友无不称道，更有张光年老先生推为“女作家中第一”。虽有过誉之嫌，但也有几分符合事实。妈从小生长于江南水乡，从外婆那里带来了南方菜手艺；兼之在中原旅居三十余年，学会了北方菜的重火重油重味；烹煎炸炒煮熬烘焙，样样精通，连她自己也无不得意地说如果不写作，去开饭馆也准保能成功。可谁都知道她把这“樱桃”看得太重，这个“如果”是万万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经常把“蛋糕”丢掉。自从大姐也远渡重洋后，家里就只剩下爸妈和我三人而已；常常是我和爸两个已饿得饥肠辘辘，而老妈依旧兀自在那里一板一眼地敲打着键盘，爸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待遇，我是发懒，我们俩也都不敢去催：万一她写在兴头上，被我们打断了思路，“食无着”就不仅仅是这一顿的事了。所以在我们家，上午十点吃早饭，下午三点吃中饭，晚上九点吃晚饭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近两年我自己工作渐忙，常常在外打理五脏六腑;妈妈本人会议兼应酬偏多，也是动辄“不回来吃晚饭了”；只是苦了退休赋闲的老爹，经常是妈做一次菜他就吃上两三天。“彼虽不言”，我想他偶尔也会遗憾自己没能有妈妈的那手烧菜本领，更令人遗憾的是妈妈的三个儿女也都没能尽学其中精义。我自不必说，在厨房里唯一会做的便是择菜、洗碗：大姐口口声声称自己会做粤菜，没吃过的不算，吃过的也只能用“熟了”两字来形容；二姐算是最好的，不过到夏威夷后也曾经发email回来询问如何做东坡肉，妈听说后一脸的诧异:“不是跟她讲过了吗？看也看过我做的。”而精如绝技的厨艺终究不复现于儿女身上，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阵痛之一吧。
同样失传的恐怕还有文学精神，妈以写作著书立世。爸自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勤力教育，从语文教到现当代文学，两人对文学一道都是用情专一且良苦。平日里互相切磋，彼此都是良师益友，而在三个孩子身上这种传统未得以发扬光大，衣钵有无人继承的危险。大姐和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比较喜欢舞文弄墨，偏偏被“勒令”读了工科；二姐在中学里数理化是强项，又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系，看上去多少沾了点边，结果又走了偏锋，舍文学之本而逐文字之末，读语言学去也!妈妈自己视文学为生命中唯一目的，却没有让一个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路，看似矛盾，实则自有其道理。一来(照她自己说)写作太苦，是一桩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倾注的事业，她不愿我们再去吃这份苦，“家里有一个人搞文学就够了”，她常常这么说。这么说让我觉得她把文学看成了上山下乡一类的事物。不过甘苦自知，真这么苦她为什么甘之如饴地写了这么多年至今笔耕不辍呢？二来(也是照她自己的说法)“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她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也愿意的话，用不着从科班毕业，凭着一份热爱应该也能够成就文学事业，这就有点“以己度人”的味道了。
我想还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也是我特别感激父亲和母亲的，他们给了我独立思考的权利和方法。母亲本人是一个相当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一些琐事方面则是传统得近乎保守。她为人有时显得比较固执，但唯独对于我们的思想从不横加干涉。从小家里便有很多书供我们阅读，我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乃至《三言二拍》，初中时读莎翁全集，高中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母亲从没有那种“因噎废食”的态度，认为其中有“儿童不宜”的地方而禁止过我；她有时会提出一些方法论的观点供我参考，即如何从思想性、艺术性等不同的侧面去看待同一部作品，从而得到一个全面的综合认识。更多的时候则是听任我自主地去阅读和欣赏，而后再与我共同探讨书中的观点。在每个人都必然经过的“叛逆”的青春期，我的方法便是好做翻案文章，现在想来不外是年少气盛的缘故——想用自己的眼光和声音去看待和解释世界，但那时往往被持重的语文老师引以为忤，讶然于我的论点之偏激过火，询之于父母。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于我。我想在这一点上母亲的做法深得伏尔泰的精髓:“我虽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拥护你说你话的自由。”
思想上的放任并不见诸行动上，这可能是妈妈的又一层聪明处。长至今日而德行无亏，应该说是可堪欣慰的了。而我等行为上每有小错也绝不姑息纵容，是妈妈做人力求完美的又一佐证。她总是希望我们各处都出类拔萃。
文玲掠影
何镇邦
认识叶文玲，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读她获奖的短篇小说《心香》时。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从内心到容貌都美极了的哑女的悲剧故事，写得凄美，文字也好，读了让人为之心颤。记得老评论家、鲁迅文学院院长，我的上司与挚友唐因对此小说极为赞赏，并著文评论过。
当然，读《心香》只是同叶文玲的神交，真正见面并且有了较深入的交谈乃是迟至1986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叶文玲的哥哥叶鹏以及她的丈夫王克起都是我在复旦中文系的学长。19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叶鹏被错划为“右派”，掉进命运的深渊;他的同班同学王克起也因为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牵连，最后一起被“发配”河南教小学和中学。1986年5月底，潘旭澜先生借八十一周年校庆之机(从上海解放起，复旦大学就把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定为校庆日，百年校庆之前又恢复到每年的9月下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把一批校友邀请回母校，其中就有叶鹏、王克起，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叶文玲则是作为家属和著名作家被特别邀请与会的。就是在那次回复旦的聚会中，我同叶文玲见面了，不仅在复旦盘桓数日，而且会后一同应邀到苏州大学讲课，因此有机会作了较深入的交谈。
从交谈中我才了解到，1957年夏天，她受哥哥叶鹏的牵连，被取消一所重点高中的入学资格，辍学务农。后来，经叶鹏介绍，叶文玲同叶鹏的好同学王克起结婚。结婚之前，她是没见过王克起的，于是她那年到王克起的家乡青岛同王克起结婚时，是凭着手中拿着的一张相片在青岛港码头找到王克起的。后来，她就跟着王克起到了他任教的河南，相夫教子，一边当工人，一边当家庭主妇，一边还坚持业余创作。直到“文革”之后，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被调到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之后，还是一方面是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一方面又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多产作家。后来，她成名了，仍然辛勤地耕耘，一本书一本书地写出来。可以这么说，三十余年来，四十五本书，一千多万字，就是靠着她这种韧劲，这种拼命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出来的！
自从在复旦校园见面相识以来，文玲一直把我视为“兄长”，我发现她重情义，又豪爽，凡是求到她的事，她都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并完成得很痛快、很出色。20世纪90年代末，我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编了一套《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打电话约文玲加盟，她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把编得整齐、利落的书稿寄来，不用我再费什么心，这就是2000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从书》之一的《素心如简》。后来，我应友人之约，主编一家公司的企业报《长城润滑油》，上面有一版文学副刊《清水河》，文坛不少名家为之撰稿，同文玲打了个招呼，她也源源不断地把她的精美的散文稿寄来。这些支持，都使我十分感动。
叶文玲是位办事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人，也是一位虚怀若谷、十分谦逊的人。她在创作中自然有她的坚守与追求，而且这种坚守与追求可以说相当执着。她同所有作家一样，也十分看重自己的作品。但是，她善于接受人们对她的作品的批评，也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就前不久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她的长篇小说新作《三生爱》研讨会而言，与会者既充分肯定它视野开阔，观念更新、坚持对美的追寻与发现、语言诗性化等等长处，也一一指出它的不足，诸如对世界各地风光的描写仅止于一些客观的描述，缺乏心灵化和风俗化，因而同人物的形象创造、故事主干有些游离等等。对于与会评论家的批评，她不仅认真虚心地听，而且进行严肃的思考。一个已有近半个世纪“创龄”、著作等身、名噪文坛的作家，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并加以吸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此一点来看，叶文玲的创作的确是走向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