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是中国宗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真正映现出道教特质与特色的第一部原始经典。这部经典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道教的正式产生，然则决非出于偶然。谓之为三历乱世、杂采九流百术、始创并传承自家“太平学”学脉的最终产物，于史足征。西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前48—5），刘氏王朝由衰落趋向崩溃。在这五十三年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税徭役日益沉重，自然灾害有加无已，奴婢和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刑罚越发严酷苛刻，宦官得到重用，外戚把持朝政，在中央权力大为削弱的同时，各级官僚又贪残成风，天下民众陷入了“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境地。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托古改制，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两个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随着对匈奴、西域、东方高句丽、西南句町国的侵略战争的频繁发动，更把人民推入了绝境，于是绿林、赤眉大起义终于爆发。在起义的漫天烽火中，西汉宗室刘秀获取了胜利果实，建立起东汉王朝。迤至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时期（89—167），整个社会的状况又出现了与西汉后期、新莽末叶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太后接连临朝称制，帝王陆续失子绝嗣，又是前所未有的；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迭相专权，误国殃民，更是变本加厉；地方豪强势力扩张，农民人身依附加强，动辄丧失生路，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标志着东汉政权已经处在行将崩塌的火山口上。似此三度乱世的纷至沓来，递次把如何避难脱险的人生大事摆到了世人尤其是下层民众的面前，也向思想界和知识层提出了如何挽救社会危机的严峻课题。而方士和道流作为知识层的一翼，直欲“危更安，乱更理，败更成，凶更吉”，同样著书立说，径予解答，于是《太平经》便应运而生，随之道教实体——五斗米道和张角组建的太平道也以贫民庇护所的面貌先后出现。
太平经前言汉代的三度乱世为《太平经》及道教的应运而生创设了温床，而最高统治者所奉行的思想文化政策又为它们的破土而出添加了催化剂。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崇黄老而兼用诸子；自汉武帝时起，尊儒术而罢黜百家；由成、哀历王莽以迄东汉桓、灵，重谶纬而道、佛兼容（通常认为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始传入中国内地）。桓帝于延熹八年（165）、九年（166）遣使去陈国苦县又亲自在京师濯龙宫祠祀老子的升格化举动，更显示出神化老子、推崇修道益寿的倾向。这等思想文化政策的演变乃至蜕变，导致神学说教愈益盛行，方士和道流亦向风而从，与之浮沉，历时一百八十年左右乃使《太平经》得以完整面世。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学说的产生，无不赖有相关的先行思想成果为其前导。《太平经》在创制过程中始终以构建“洞极”太平学为己任，而殷商两周以来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先后涌现与发展变化的九流十家、术数、方技俱臻成熟形态，两汉经学更步入昌明和极盛阶段，致使方士和道流足可紧扣其“洞极”太平学之需而左右采获，锐意取舍，因而贯穿其间的诸如道家的理论精华，黄老道和方仙道的主要因素，汉代谶纬的内学，自《周易》和《尚书·洪范》以降的阴阳五行说，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和大九州说，《管子》以下的气论，儒家的仁论和忠孝伦理观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与灾异说，墨家的反映下层民众利益的某些主张，杂家的刑德论，传统的以天神、地祇、人鬼为系统的鬼神思想，用种种神秘手段祈福禳灾的巫术，专门决疑难、断吉凶的占卜遗法，星占家的天文学，律历家的历数说，汉《易》入于祥的象数学，医家的人体构造论和养生论以及针灸术、药物学与房中术，诸家所抱持的太平义和皇帝王霸优劣论暨音乐观，直至汉代的民俗禁忌事项和“人口诀辞”等，都被包纳进来而在今存《太平经》中依旧可以考见。
《太平经》环绕其“洞极”太平学的构建尽管在思想上渊源有自，但绝非照抄照搬，无一不予以发挥和改造，由此经历了一个由十二卷蓝本到一百七十卷大道经的完备化过程。时值西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齐人甘忠可撰就《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托名“赤精子”造作符谶，宣扬汉当火德，亟须应天命，改制度，化解灾异谴告，实现天下太平和帝王长寿有嗣。书成后遂私相传授，但被加上“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关入监狱，病死牢中。到哀帝即位后，由司隶校尉解光将甘氏之书奏呈给朝廷。哀帝接受甘氏弟子夏贺良等人的重新受命说，布告天下，改建平二年（前5）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一百二十刻为标准。时过月余因无效验，便将夏贺良等人全部处死。究其实，哀帝“更受命”之举，无异于《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授受者即术士集团的知国尝试，其书从思想到书名亦直接成为《太平经》的蓝本和嚆矢，且仍在秘密流传，并持续被后世信徒予以扩展、充实和完善。待至东汉顺帝之际，乃有琅邪（今山东胶南西南）人宫崇来到京师洛阳，特向朝廷进呈“其师于吉于曲阳泉（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境内）水上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嗣后隰阴（今山东临邑西）人、方士化的儒生襄楷又在桓帝延熹九年（166）“诣阙”再献此书。此书即为现今仍可见其崖略的《太平经》。据《太平经·己部·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和《庚部·不忘诫长得福诀》所述，本经的绝对成书年代为延熹八年（165）。既非一时之作，又非一人之作，前后历时“三甲子”即一百八十年，出自众手而成完璧。众手之中，于吉或称干吉，宫崇又作宫嵩，均系早期较著名的道士，殆为本经的主要编著者。
在编著中，则如《丙部·件古文名书诀》和《己部·拘校三古文法》所言：汇集校理那纵贯“上古、中古、下古”，横包“天文、地文、人文”的“众文诸书”以及民间“口辞诀事”，勒成“洞极之经”、“大洞极天之政事”。具体化便是：“一事分为万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天道小耳，而王道小备。”全经到底涉及到多少宗事体，并无确切交代，但据保存基本完整的庚部四十六篇经文已达十万言来作推断，纵使十扣其三，《太平经》总字数亦不少于七十万言，较比儒家整套十三经白文六十五万言尚绰绰有余。其篇幅之巨，卷帙之繁，在东汉以前的全部理论性著述中首屈一指。难怪当时学道真人也在惊讶：“天师陈此法教，文何一众多也？”
书成而意在热切入世和全力经世，决非出世、遁世。规模如此宏大的一百七十卷《太平经》据其自述，则通过亲授弟子、骨干道徒和世间“克志一介之人”或奉道“邮客”之手，以专篇独传、合帙另传、全经付传的方式，分别献呈给“上火精道德之君”，宣达给贤明人士，传布给道团组织，推广至民间，并以“舟流”之势辗转播扬到“万二千国”，亦即使之全球化和世界化。为此而特地定立起“妒道不传”、私匿闭绝经文必遭天罚的“大戒”。于是宫崇和襄楷两番献书之举，虽先后被视为“妖妄不经”或“不合明听”，但“乃收藏之”，则当时皇家图书馆肯定已有《太平经》的完整藏本了。与此相并行，太平道领袖、巨鹿（今河北宁晋）人张角“颇有其书焉”，即得到了本经的完本或多本。此前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创立者张陵亦奉持《太平洞极之经》，卷数为一百四十四卷，当属本经尚且处于编撰过程当中的未定本。牟子于汉献帝初年所撰《理惑论》曾论及“神书百七十卷”，则表明士大夫亦见或亦有其书。
迤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身为《太平经》主要编著者之一的干吉已近百岁，仍在东吴孙策开基之地传布本经并创立“干君道”。魏晋时尊奉地仙帛和为教祖的帛家道活动于北方中原和江浙一带，亦致力于《太平经》的承传。东晋著名道教学者葛洪在《抱朴子·遐览篇》中登载“《太平经》五十卷。又《甲乙经》一百七十卷”，是为道教书目著录本经之始。刘宋著名道士陆修静所撰《三洞经书目录》和萧梁道士孟法师所撰《玉纬七部经书目》，均以显赫位置标举《太平经》。由刘宋至萧齐，山林高士如褚伯玉者“好读《太平经》，兼修其道”，以致齐高帝敕命当地官府在白石山为他营筑道馆，特意命名为“太平馆”。到梁初，昆仑山（在今浙江上虞境内）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内有黄素，写干君所出《太平经》三部，村人惊异，广于经所起静（道教活动处所专称）供养”。而陈朝道士周智响代表朝廷特至海隅山（在今常熟境内）“祝请”《太平经》并“具礼”供奉于至真观中，且常奉命“开敷讲说，利安天下”，经文自此“盛矣”。显而易见，《太平经》逢遇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越发在朝野内外得到广泛流传，折射出社会各阶层对太平景象和统一局面的渴望与期待。
终唐之世，忠州（今重庆忠县）平都山仙都观于唐高祖武德中即以《太平经》“镇山”。从《太平经复文序》可知，本经四篇复文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被道士“缮写宝持”，冀求得到行用而“睹太平至理（极治局面）”。其余三百六十二篇经文则与复文“并行于世”，“相辅成教”。而武则天所生章怀太子李贤组织人力在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十二月注毕《后汉书》，屡引《太平经》，并称“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可证本经仍以全本面貌庋藏于皇家图书馆。敦煌写本《太平经》残卷载有完整的总目录，足见本经在民间亦有全本流传。直至唐末天复二年（902）之前，杭州道士闾丘方远始将全经节录诠次为十卷本《太平经钞》，并编成《太平经圣君秘旨》（又称《太上经秘旨》或《太平秘旨》），使本经由“卷帙浩繁，复文隐秘”变成“备尽枢要”，“文约旨博”，给方外和方内人士提供了莫大便利，同时也丰富了《太平经》的版本类型。
不言而喻，《太平经》在唐代以前自以写本传世。虽已进入雕版印刷术兴盛发达的北宋前期，因其部头过大，迄未付梓，作为秘阁道书的组成部分又被收入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编竣的《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云笈七签》仍加选录，并说明“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为“今世所行”。至宋徽宗政和末年（1117—1118），始有刊印《万寿道藏》之举，本经当随之而有完整刻本首次面世。吴曾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154—1157）撰成《能改斋漫录》，其卷十《议论·论皇字》专引本经丙部《三合相通诀》的经文特作反驳，表明《太平经》在南宋初期仍被士大夫所目睹。四十年后，洪迈写成《容斋四笔》，其卷一《十十钱》已称：“其书不传于今。”至宋末元初，马端临撰就《文献通考》，其《经籍考·神仙家》亦谓：“今此经世所不见。”洪、马二氏囿于见闻，不免出言武断，但也证明当时本经流传面确已变得相当狭窄了，而此前金元《玄都宝藏》经板亦先后遭焚毁，无疑也给本经带来了重大损失，因而到明英宗敕命通妙真人邵以正等校刻《正统道藏》，本经尚存七十七卷，已远非完本，但毕竟属于现存最早的刻本。然而《正统道藏》经板后又惨遭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浩劫也荡然无存，英宗钦赐刊本在北京白云观庋藏期间又出现了散失现象，结果涵芬楼于1923—1926年影印白云观《道藏》庋藏本时，本经实存五十七卷，约二十二万言。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正统道藏》，使本经更加易觅易得。
面对《太平经》散佚严重的客观状况，当代著名道教学者王明先生于1960年以前广事搜采，精加考校，妥予编排，以《正统道藏》本《太平经》、《太平经钞》、《太平经圣君秘旨》为主，以征引过本经经文的其他二十六种古籍为辅，按“并、附、补、存”四例，撰成三十八万言的《太平经合校》，基本恢复了本经一百七十卷的原始面貌，凸显了本经的主体内容，至今已由中华书局印行了几次，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委实对道教文化研究作出了一大贡献。
合而观之，《太平经》计其流传年代，则自东汉后期以迄当今，历时一千八百五十年之久而不绝如缕。验其流传形式，既有写本、刻本、刻本影印本、现代点校本、丛书本、单行本之分，又有全本、节本、残本、基本恢复原貌本之别。审其流传范围，既有皇家图书馆藏本、道教团体和道观藏本、知识界私家藏本、民间藏本之异，又有鲁豫冀、川陕、苏浙诸多地区即北方与南方之殊。此无他，实由本经颇具生命力而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