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入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着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去。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XX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XX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见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倒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
　　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让我坐在炉前的小凳子上，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着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插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来，谢了她。她送我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接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了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候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
　　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有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赏析：

文学艺术的使命在于创造出各式各样美的形象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冰心的散文《小桔灯》中的主人公小姑娘，是一个极为平凡、贫苦的农家少女，而她的所言所行却无处不蕴含着内在的美 ——心灵美，情操美。作者通过精巧的、别开生面的艺术构思，十分真实而生动地刻划了小姑娘这一美好、感人的艺术形象。

首先，《小桔灯》之“美”，美在选材上能够“以小见大”，“平中见奇”。作者善于从看似寻常的事物中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从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冰心把山村小姑娘、不起眼的小桔灯、小姑娘照看生病的妈妈和做灯送客这些十分普通平凡的人、物、事，放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光明与黑暗正在作生死搏斗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上，从而开掘出“人民在受苦，也在反抗，在盼望，盼望着革命胜利的曙光”这一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主题。《小桔灯》只有一千五百多字的短小篇幅，却包容着如此深刻的寓意，真可谓是一篇玲珑剔透、回味无穷的散文佳作。
其二，《小桔灯》之美，美在立意的深刻新颖。作者选取小姑娘“打电话”、“照看妈妈”、“巧制小桔灯”等三件事，如果仅只表现小姑娘的“早熟、能干、心地善良、珍重感情”这样一个主题，也是能够成立的。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站在特定的时代的高度来挖掘这一平凡题材的深刻含义，揭示生活的真谛。因此，《小桔灯》的主题提炼得深刻而新颖。作者紧接着叙事之后的一段抒情文字，直抒胸臆，真切自然，是对前面叙事的归结和深化，是全篇的点睛妙笔。它深化了主题，对小桔灯的象征意义作了充分地揭示——小桔灯象征着蕴藏在革命人民心中的希望和火种，小桔灯就是光明和胜利之灯，正如鲁真在《春颂——评冰心的〈小桔灯〉》一文中所说：“当她（作者）感激地接过小女孩送给她的小桔灯时，她感受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这段文字有很深的寓意，她（作者）在寻找光明，这是她在美国的慰冰湖畔没有找到的东西，现在，她从一个穷苦的木匠的女儿身上看到了光明”。看来，这段抒情文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对主题的升华，是对主人公形象的升华，也是美的升华；它给了读者始料不及的新意。
其三，《小桔灯》之美，美在其结构处理的明暗相济。初读《小桔灯》，似觉其结构平淡无奇，但仔细推敲，则会发现它的精妙之处。冰心善于精心地组织材料，把各种材料都放置在最适当、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方。《小桔灯》结构的突出特点，即是明线与暗线的互相交替运用，这种结构处理使文章增加了立体感，而不同于那种一般化的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的平面结构。“我”与小姑娘的交往，小姑娘的音容举止是明线，作者运用正面描写，始终让这一明线处于主导地位；小姑娘的爸爸王春林及一家人与医学院的学生的关系，则是暗线，作者运用了侧面描写，直到文章收尾，方令读者恍然省悟其中的奥秘。其暗线对明线起了陪衬和补充说明的作用。明暗相济，缺一不可，共同为表现主题服务。这种立体的艺术结构使全文平添了美感，使读者领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情趣。
其四，《小桔灯》之美，美在对人物形象的白描式勾勒。小姑娘是作者倾全部感情、着力表现的中心人物。在全文五分之四的篇幅里，作者运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抓住人物最富有特征的言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以寥寥数笔，便将一个早熟、镇定、勇敢、乐观、纯真善良、富于内在美的中国农村贫苦少女的形象展示在读者面前，宛若塑像一般，很有立体感。她那贫寒的外貌，令人同情；“我”和她攀谈，进而感到她的懂事、可爱；“我”到她家探访，她沉静有礼地接待；她乐观地“笑谈”那寒酸的年夜饭，深思般地解释爸爸的下落；熟练、敏捷地制作小桔灯；热情地送客；特别是对光明未来的自信，……这一切，衣着、外貌、言谈、举止，都只有在“这一个”抗日战争年代的、饱经生活磨难的山村小姑娘的身上才能具备，再不能有第二个了。她是那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感情，她的形象仿佛开放在荒野中的一朵散发着清香的野菊花，给人以美的享受。特别是作者那一段充满象征意味的抒情文字，更把小姑娘的形象升华到新的高度，为她的形象平添了厚度和韵味。那茫茫暗夜里的小桔灯，不恰是对小姑娘的绝好象征吗？
其五，《小桔灯》之美，美在运用了相互衬托、交相辉映的表现手法。首先，小姑娘的言行是通过“我”的观察表现出来的，而“我”的感受也伴随着对小姑娘的描写而逐步流露，“我”的感情也伴随着对她的了解而不断升华，由初遇的“同情”，到了解后的“可爱”，直到最后告别时的“敬佩”。“我”的感受有力地衬托了主人公形象的可爱，心灵的美好、高尚。其次，作者着意描绘了小姑娘特定的生活处境，对她的内心世界也是有力的衬托。正是在她的生活逆境和磨难中，她那美好的内心世界才越焕发出动人的光彩。其三，用自然景物来衬托小桔灯：阴沉、迷茫、黑暗的自然环境，与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相一致，而小桔灯那微弱的红光，却给人们带来活力和生机。这一衬托显示了小桔灯的象征意义，使主题更加鲜明。这种多角度的衬托手法的运用，增添了文章的立体感，也更加强了主人公形象的美的魅力。
这篇文章记述了“我”在重庆郊外一次访友过程中意外结识一位小姑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久久不能忘怀。文章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春节前夕的重庆，是一个和当时重庆环境、气候同样阴沉黑暗的下午到黑夜一件偶然遇到的事，小桔灯是黑暗社会里光明的象征，是小姑娘镇定、勇敢、乐观精神的写照。这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国民党加紧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志士，广大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下，灾难深重，渴望光明。作者以象征的手法揭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必将被消灭，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必将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