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颜色不一样。”赵晓勇在梵高的原作前停下来，仔细端详，喃喃自语。这位临摹梵高近20年的农民画家羞愧万分。笔墨的细微差距，让他发现所谓的“艺术家”不过是别人的玩笑，自己与大师的距离依然遥远…
盛夏的深圳，枯燥、炎热、乏味。赵晓光光着膀子躺在画布上打盹，周围是未完成的油画和一些半成品，和他一起躺在狭小的画室里休息的，还有他的几个画家兄弟。短暂的午休后，画家们继续忙碌着。他们的工作是临摹梵高的作品，做出“仿制名画”。
画家们在休息(纪录片《梵高在中国》截图)
这是纪录片《梵高在中国》的画面，也是大芬村画家们真实的日常工作。
1989年，一个叫黄江的香港商人，带着十几个画家，来到深圳大芬村，开了第一家画室，临摹梵高、莫奈等画家的作品，远销海内外。从那以后，大芬村的画室越开越多，出口的油画也越来越多。最高峰时，画师人数达3000人，包括画师、画师在内的从业人员接近数万人。很多时候，全世界油画市场70%的油画都是大芬村的画家“生产”出来的。
生前穷困潦倒的梵高，怎么也不会想到，虽然他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人因为他的画而养活了一大家子，因为他的命运而哀叹、流泪。
“中国梵高”
“去采访？去‘中国梵高’。”大芬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样说。
这一天深圳下着小雨。虽然是工作日，但还是有很多游客前来参观观看。与想象中破败荒凉的农村景象不同，大芬村更像是一个现代文化产业基地。餐厅比比皆是，画廊、装裱、美术教学提供一站式服务，沿街还开设了咖啡厅和油画体验馆。大芬美术馆位于油画步行街入口处，馆内陈列着国内外油画家的著名作品。
大芬油画村导游图
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误以为大芬村是艺术家的盛会，是各个部门的绘画大师聚集的地方。但事实上，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接地气的画廊——所有这些画都是农民工画的。
2016年11月，由大芬村画家赵晓勇和周永久主演的纪录片《梵高在中国》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ADFA)首映，大家顿时对这个面积只有0.4平方公里的小村庄产生了兴趣。
电影《梵高在中国》海报
如今，大芬村住着全国3000多位书画家，200多家画廊临摹的油画都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名画，是国际知名的油画出口基地。据统计，大芬村每年生产销售油画100多万幅，出口创汇3000多万元。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
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画家夜以继日地临摹世界名画，还创作“流水线绘画”。梵高的作品是最“山寨”的。当这些复制品被卖到欧洲时，价格翻了几倍。巅峰时期，欧洲市场70%的油画来自中国。他们临摹梵高的画20多年，用这些临摹品养家糊口。起初只是为了谋生，后来这些人走上了热爱和创作的道路，甚至开始创作原创作品，办起了个人展览…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梵高’，我只是有幸成为大芬村画家的代表。”周勇坦率地说。
《感受梵高的心情》
被称为“中国梵高”的赵晓勇是第一批来到大芬村的画家之一。
赵晓勇是湖南邵阳人，家里有四个兄弟。他是第三个孩子。在生活的压力下，他三年级辍学打工，做最苦最累的建筑工人。198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潮，他南下深圳，“看看有什么机会”。在广阔的深圳，不缺寻找机会的年轻人。在“省内优先”、“女工优先”的潜规则下，赵晓勇要想谋生，只能不断降低要求——“没钱，只要吃住”。三个月后，他来到一家电子厂工作。在搬到许多工厂后，赵晓勇来到一家手工艺品厂工作，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绘画。他负责工笔和上色，月薪1200元，在当年算是高收入了。
1996年，在一家工艺品厂做了四年技术画师后，赵晓勇辞掉了工作，带着同乡哥哥当老师，来到大芬村专职学画。这一年赵晓勇24岁。
赵晓勇正在画画。
这是赵晓勇第一次接触油画。跟同门师兄学了八个月，开始买书自学，专门研究梵高。起初，一个画商的老板看人收画，“我不认识人，也不收”。临摹梵高作品的前三年，画卖不出去。赵晓勇自嘲道，“我似乎已经体会到了梵高的心情”。
转机出现在1999年，一位香港艺术品经销商向赵晓勇索要16幅画，总共70幅。之前画都是深圳本地画商收藏，香港画商来画。赵晓勇想，“我的机会来了”。他拿出平时十倍的工作精力，仔细研究梵高作品的每一个微小细节，每一个微小的色彩差异都会让他心烦意乱，然后重新开始。
在交出征兵令后，赵晓勇又回到了平时被忽视的状态。赵晓勇期待得到这位香港艺术品交易商的赏识。他坦言，“说不期待是骗人的”。在那个还在使用BB机的年代，赵晓勇期待着象征希望的钟声响起——那是可以结束他可怜生命的声音。他早就苦于没钱，生活教会他，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半个月后，BB的钟声响起，它属于香港。
“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
这个电话直接改变了赵晓勇的命运。
赵晓勇与这位香港艺术品经销商合作了近十年。那个早早辍学，迷茫无助的孩子，因为梵高而从苦难中被解救出来，终于不用害怕生存。
后来赵晓勇的技术越来越好，开了一家印象画廊，里面只临摹梵高的画，从Star 空到自画像都有，还收了几个徒弟一起在画室画画。大多数时候，赵晓勇的画室有九个弟子，而普通画家也有他的妻子、哥哥和姐夫。
赵晓勇临摹了这些作品
昏暗狭窄的画室，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动作，高高低低的西方艺术…这些都让我老婆感到很不安。在狭小的工作室里，我拿起画笔，从事繁重的流水线工作。这个时候的她已经不敢再装艺术家了，甚至活着在她看来都是一种奢侈。多年后，妻子回忆道，“那时候日子真的很苦，每天加班加点画画。我很想睡觉，但还是要走笔画，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然而，现实很快让她放心:生意越做越红火，人员不断扩充。他们前前后后画了十万多幅仿真画，走进画室，就像走进了一个梵高艺术展。
画了很长时间后，赵晓勇逐渐变得不仅仅满足于他的生活。他开始想了解这位抄了20年的大师痛苦而光明的一生。他看关于梵高的电影，盯着屏幕，沉浸在梵高的遭遇中。影片中梵高专心画画，却又自恋，带着一种天赋的悲哀，最后死于贫穷和孤独。屏幕上的光线正在减弱。赵晓勇的眼睛湿润而沉默。回顾梵高的一生，他似乎也在感受着自己的人生，仿佛自己与梵高有着某种捆绑。
赵晓勇看了一部关于梵高的电影(纪录片《梵高在中国》截图)
赵晓勇曾经“见过”梵高。一天晚上，赵晓勇敲门，梵高真的走了出来，就像赵晓勇的画一样。梵高问:“肖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赵晓勇回答说:“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赵晓勇把手伸进去，梵高突然消失了。赵晓勇突然从梦中醒来。他整晚坐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梵高。
“你有自己的作品吗？”
阿姆斯特丹的街道被乌云覆盖。
赵晓勇蹲在梵高美术馆门口，对周围的繁华视而不见，一股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他忍住了眼泪。他起身快步走过美术馆，复杂的心情溢于言表。他喃喃自语，“我画了20年梵高的作品，比不上博物馆里的一幅作品。”
赵晓勇蹲在梵高美术馆门口(纪录片《梵高在中国》截图)
这是2014年，应阿姆斯特丹客户的邀请，赵晓勇来到荷兰参观梵高美术馆。这个和自己合作了六年的画商老板承诺，他只使用出来和回来的机票，其余的由他负责。即使他们一年到头夜以继日地工作，机票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大笔钱。我的妻子为昂贵的机票感到苦恼，但赵晓勇下定决心:她必须去。他要去梵高美术馆，看看真正的“他”是什么样的。
异国的风景和建筑让他陶醉。赵晓勇盯着梵高曾经存在过的天空，不停地按着手机快门拍照，不禁惊呼“太美了！”在梵高美术馆门口，他遇到了一个共事六年的老伙计——卖纪念品的。赵晓勇在纪念品商店里踱步，独自仔细观看作品，心情复杂。合作多年后，他认为客户是画廊老板，他的作品会被贴上标签，展板就在橱窗里。其实这只是一家纪念品店，没有玻璃窗，也没有标签。他的画被随意堆放在一起，供客人观赏和选择。赵晓勇无法掩饰他失落的表情。他沉默了。
穿过人群，赵晓勇走进了梵高美术馆。《向日葵》《自画像》《星月之夜》…他近距离站在梵高的原作前，仔细端详着自己临摹了近20年的作品。顿时，他情绪澎湃，百感交集。他有点激动，但也努力克制自己不哭。他觉得仿佛能从画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赵晓勇仔细研究梵高的原作(纪录片《梵高在中国》截图)
“不是，颜色不一样。”赵晓勇在梵高的原作前停下来，仔细端详，喃喃自语。这位临摹梵高近20年的农民画家羞愧万分。笔墨的细微差距，让他发现所谓的“艺术家”不过是别人的玩笑，自己与大师的距离依然遥远…
他记得进博物馆时对保安吹嘘:“我画了20年梵高的作品！”“哦，那你很好。你有自己的作品吗？”赵晓勇无言以对。
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
“回国应该怎么画？”赵晓勇渴望找到答案。
画家？画家？
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临摹梵高的画为生，用这些画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但那些，毕竟只是死板的照搬，从来没有加入他自己的痕迹。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做单纯临摹的画家，他拿起颜料和画笔，决定“另辟蹊径”。
赵晓勇回到湖南老家，画农村街景，画他的祖母。回到大芬村，画着自己的画室，他决心走一条原创之路。20多年的临摹训练给了他基础。他对每一幅画都很熟练。
赵晓勇的家乡奶奶(纪录片《中国梵高》截图)
“今年或者明年，随便创作一个作品，把心思放在这个作品上就行了。”赵晓勇认为。尽管意志坚定，但他仍有作品不被认可的焦虑。好在梵高的经历早就成功了。他以大画家的生活来安慰自己。“也许50年或100年后，会有人欣赏我的艺术。”
形势远比他想象的乐观。如今，赵晓勇拥有了自己的画廊，其中大部分是原画，价格从100元涨到了数万元。更多的情况是，赵晓勇在画到一半时被买走。一位美院教授评价“赵晓勇的画没有束缚感”；收藏家马未都也参观了赵晓勇的工作室，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不再纠结外界如何评价自己，是画家还是画家，这些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他对自己近20年的临摹经历心存感激，认为“搞艺术的人一定要临摹”，认可临摹名家作品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赵晓勇坦言，“梵高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现在的原创作品也有梵高的影子。”
“装配线油漆工”
在大芬村，除了赵晓勇，周永久也被称为“中国的梵高”。
周永久初中就辍学了。1991年，他来到大芬村学习绘画。1993年开始临摹梵高的作品。1994年的广交会上，一位客人订购了7000份梵高的作品，要求在一个月内提交。因为有时间风干油画，所以实际创作时间只有25天。
一个人一个人画，技法和色彩不统一，画的慢。为了快速完成任务，周永久和画家们尝试“流水线作业”。有人负责渲染，有人负责画眼睛，有人负责加树，每个人都有严格的任务分配，保证按照规定的时间输出。普通画师临摹画作需要几天时间，这里的农民工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周永久全家福
直到1996年，周勇成为大芬村画家的第五年，他才知道梵高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那时候我不敢乱来”。周勇有一年根本不想画画。他在隔壁村开了家超市，后来还是觉得不能放弃，就偷偷跑回去画画。
对于外界的评价，周勇非常开放。“‘中国梵高’只是一个称号。我只是大芬村画家的代表。任何人都可以是‘中国梵高’。”
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周的永久创作也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为了画出具有自己风格的向日葵，周常年到兰州写生3个月，并把作品提交展览。
周永久画的向日葵
2003年获当代油画素描“东北村”油画大赛三等奖。同年创办世强艺术油画工作室，被美协评为先进。2011年被任命为上海世博会深圳馆油画代表大使。2018年，马来西亚旗山相机博物馆邀请周永久先生开启了他的第一个油画个展。2019年，深圳市文化局邀请周永久赴世界之窗和荷兰文化节展出48幅油画…
现在周的永久画价格高达4500元/平方米，而且还在逐年上涨。他的绘画早已脱离了简单的生活需求，开始追求技巧和情感表达的提升。他不介意被称为“中国梵高”或“流水线画家”，这就留给外界去评论了。在他看来，他还是当年那个爱画画的孩子。
抬头看看明星的“假创作者”空
美术专业毕业后，尚虹开始创业。但因为无法放弃对绘画的追求，2010年我来到了大芬村，“买了票才告诉老婆”。
22岁的杨明，因为小时候父母不在乎一次摔伤，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从那以后，他的左背再也没有直过。一开始他无法接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于是选择学画画，逃离学校。绘画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生活，也是他逃避偏见和歧视的一种方式。“其实每个人都有伤，只是我没有办法掩饰这种伤。”
23岁的小军认为，只要不离开大芬村，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它将来是否会成功，我想我已经进入了这个行业。”
杨明正在画画。
起初，他们并不被主流画圈认可。有美院教授直言“素描基础太差”“他们是从野路子过来的”。现在他们参加了主流画展，受到马未都等人的赞扬，他们的画被博物馆收藏。即使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养家糊口，但最后，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星空。
一百年前，梵高在贫困中挣扎，过着孤独的生活。一百年后，他的画被后人传承下来，成为一群群人生存的基础。也许正是因为某些相似之处，梵高的精神才通过绘画得到了隐约的传承。
也许像梵高那样仰望星空空并没有那么难，只需要从自己的视角去仰望。
正观记者杨泽雅文/图来自深圳
编辑:石闯张梦媛
统筹:石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