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
“四万块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
“领导，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只是想活下去！”
前几年国产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映，引发了人们对天价进口抗癌药的激烈讨论，其中一个白血病老太太的话更是催人泪下。
电影中所说的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的药物“格列宁”，由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生产，国内售价4万元一瓶，而印度生产的仿制药只卖2000元一瓶，效果却和人家差不多。
为了让买不起正版抗癌药的白血病人能有药吃，男主冒险从印度大规模走私低价仿制药卖给病人，最后因触犯法律被抓。
然而现实中的情况，要比电影中更残酷呢！
毫不夸张得说，如今诸如心脑血管、肿瘤、肝病、白血病等领域，高端药我们基本上都是依赖进口。
动辄几千上万元一盒，一年几十万元的买药费用，让普通家庭真的是难以承受。
为什么这些进口药能卖那么贵？国内医药企业难道生产不出来吗？
新药研发
一种新药想要成功研制出来并上市，在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具体是多少呢？
药界有一个著名的“双十”定律：研发一款新药需要10亿美金、10年时间。
并且随着医药工业监管法规越来越严格、可用靶点不断被前人开发，新药研发难度正逐年推高，目前一款新药的研发时间已经快要逼近15年了、研发投入更是接近20亿美元。
一款新药上市前要经过三期试验，每个阶段都有失败的可能，有些明明研究的时候效果好好的，上了临床就一点效用都没了，太正常了。
只有能够通过临床三期验证，才能获得相关认证，从而证明这个药确实是有效果的，最终国家才会批准上市。
而在试验过程中，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前面所有的努力都需要推倒重来了，当然也包括研发投入的巨额费用。
Emm…就是这么残酷。
比如《我不是药神》里面的格列卫，就是一款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
作为首个上市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它率先开创了肿瘤分子靶向治疗的时代。
从基础研究到获批上市，这款药耗费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研发成本超过50亿美元，不仅造就了两个“世界第一” — 五位美国院士、五位拉斯克奖（美国生物医药最高奖，是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项大奖），还催生了不少医学上的重大发现。
同时药物获得批准上市后，还面临专利保护期的问题。
一般保护期的时间是20年，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别人是不能仿制你的药品。而一旦专利保护过期，大量的仿制药就会出现，药价就被大幅度拉低。
但是别忘了，这20年是从药物获得专利开始算起，并不是从药品正式上市那天起计算，所以除去研发跟实验所消耗的10年来说，真正专利期实际只有6～10年。
几十亿美金的投入才换来几年的专利，而且每一款成功上市的新药背后，可能有几十个倒在半路上的垫脚石。
因此药厂们不得不把成本都摊在那些成功的幸运儿上面，在它们身上收取尽可能高的价格。
如果价格便宜，可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赚不到钱，药企就没有动力去研制新药，很多现在治不了的病以后也别想了。
印度仿制药
从患者角度来看，药品价格才是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仿制药。
所谓仿制药，并非什么假冒伪劣药，而是跳过了欧美制药公司专利的廉价药。
这里就要说到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
印度可是一个仿制药出口大国，仿制药出口量约占全球20%。
据统计，印度有近3000家仿制药企业，2017年全球七大仿制药公司中印度就占了两席。
如今印度的仿制药品价格便宜，质量也不差，不仅满足了本国穷人看病的基本需求，每年还有大量的出口。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患者都选择到印度就医或治疗，由此印度也被称为”世界药房”。
那为什么仿制药能在印度发展得风生水起？
简单地说是由印度国情和宽松的专利保护法决定的。
1970年，印度颁布的《专利法》规定“只保护制药工艺，不保护药品成分”，这等于为印度药厂对原研药稍加改动即上市开了绿灯，使印度的企业可以合法仿制其他国家医药企业的专利药品。
印度的制药公司通过逆向工程技术开发新的生产方法，直接绕过研发阶段，在原研药新药上市3个月内就能制成仿制药，开发成本大大降低。
在举起专利大棒的同时，印度还通过了药品价格管制法案，其主要目的是为指定的大批量应用的原料药及主要制剂设定价格上限，保证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药品，限制药企在药物上获得较高利润。
这一做法有效降低了药品的价格，但同样使外资药企在印度的业务受阻。
1995年，印度加入WTO时修订了专利法，但是对1995年之前的药品专利不予保护，而且印度还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10年过渡期，仿制药生存空间大增。
同时，印度还会行使“专利强制许可”特权，生产仍在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
比如，印度专利局向Natco公司签发“强制许可”，以生产德国拜耳公司的肝癌药物“多吉美”的仿制药，
强制许可是啥意思？
每一种研制出来的药品都有个专利保护期，只有保护期过去了才可被仿制，而强制许可就是无视专利保护的期限，想什么时候仿就什么时候仿。
因为这件事情，拜耳公司后来还提起诉讼，但被印度驳回，给出的理由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
那么印度如此行事，欧美的那些国家就不管吗？是管不了还是暗自纵容啊。
自从印度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那些欧美制药公司就一场接一场地追着印度打官司，指责印度对专利的保护不够，有些官司现在还在进行呢，那为什么印度还是照常生产？
那是因为印度的专利制度只保护产品，并不保护工艺。也就是说稍微改变下原有的工艺结构，药效差不多，西方药企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典型的光脚不怕穿鞋的。
但如果深挖下去，其实欧美国家的制药公司之所以不制裁印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他们跟印度达成了某种默契，印度政府默许西方的制药企业在印度试药，说直白点就是把印度穷人当小白鼠。
所以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相应代价的。
中国做法
如果我国也学印度的那些骚操作，那药价是不是就能降下来了？
其实我们在加入世贸之前也是可以去仿制的，但是在加入世贸之后就需要保护他国的专利，这里包括了产品和工艺。
所以中国不能随意仿制进口药，如果这么干了，估计各种贸易战就来了。
不管怎么说，仿制药确实解决了部分患者眼前的问题，但也可能造成研发公司的利益损失。
如果制药公司连本钱都赚不到，撑不过去破产都是常有的事。
都破产了还会有人愿意研发新药吗？想象一下未来20年，人类的新疾病居然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像不像《三体》中的科技死锁。
既然不能仿制，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去搞新药研发。
整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药研发能力较弱，创新药水平较低，与全球的药品研发投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此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坦言：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看病贵，原因就在于我国95％的专利药、95％的医疗设备被国外公司垄断。
别看中国GDP已经是全球第二，但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我们还排在20名以外。
因此被国外医药企业重兵包围，如何突出重围，撕开一道口子，中国新药研发从业者一直在苦苦追寻。
根据国内药企上市年报数据，虽然近几年国内药企研发费用持续提高，但是主要集中于生物制药领域和少数头部化学制药领域。
说个数据吧，近年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新药对于全球创新药物市场的贡献率约为4%，仅为美国市场贡献度的1/12，日本市场贡献度的1/3。
而在国内化药和生物制药领域，2020年国内医药研发投入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百济神州（84.52亿元人民币）、恒瑞医药（49.89亿元人民币）、石药集团（28.9亿元人民币）、中国生物制药（28.53亿元人民币）、复星医药（27.95亿元人民币）。
但这点钱对于国外制药企业在新药上面的投入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
除此以外，医药行业可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研发创新更是药企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怎么来？最终靠的还是人才。
虽然我国通过实施高端科研人才计划，每年由本土培养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超过3 万人，国家也通过“千人计划”等项目引进了一批海外从事新药研发的高层次人才，但是能够引领突破性创新的人才数量有限，最主要的是缺乏具有药物研发成功纪录的创新人才。
药价谈判
但也有好的消息，比如药价是可以谈的。
一款药品，最终如何定价，不仅要看临床效果，还要看惠及的人群。
如果效果只是有点用，或是只惠及很小一部分人群，则需要重新评估其价值，可以与制药公司商量价格。
比如电影里面出现的治疗白血病的救命药-格列卫，现实中在全球各国的售价都是大不相同的。
格列卫在中国内地每盒的售价为23000~25800元，而在中国香港售价每盒合人民币17000~19000元，格列卫在日本也属于价格较为昂贵的抗癌药物，每盒售价约合16440元人民币，但在美国售价约合人民币13600元。
澳大利亚的主流药店也出售由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因该药属于处方药，因此售价每盒约合人民币10616元。
韩国是格列卫售价最低的国家，每盒的零售价为9720元。
可见，在世界各国出售的瑞士诺华格列卫中，中国的售价最高，每盒比韩国高出1万多元。
为什么同样一种药品，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进口药的销售价格的弹性空间很大。
也正如此，在2021年，国家医保局就跟国外比较大的医药企业代表不断地进行”灵魂砍价”，试图让他们能够降低销售价格，最终效果也是不错的。
那一次共有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其中7个直接新增药品，67个谈判新增药品，涵盖肿瘤、慢病、抗感染、罕见病、妇女儿童等用药需求，平均降幅为61.7%，创下新高。
而抗癌药作为医保目录谈判的重要议程，对于所有癌症患者来说，每一次国家医保的谈判结果，都是可能关乎到生命的重要讯息。
十几种抗癌靶向药物通过谈判实现大幅降价，涉及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卵巢癌、肝癌、胃癌和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其中，众人关注的四大国产PD-1药物全部顺利纳入医保目录。
肺癌的恩沙替尼、伏美替尼和达可替尼，肝癌的多纳非尼，胃癌的维迪西妥单抗，乳腺癌的阿贝西利，卵巢癌的尼拉帕利等热门药物都顺利纳入医保新增药品目录。
一些药品价格甚至被“腰斩”，大量患者都能吃得起。
比如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的高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更是从53680元降到33000元左右，这给相关病患及其家庭带来了福音。
结尾
再回到《我不是药神》这边，在主人公的帮助下，无数的白血病患者吃上了价格可以接受的“救命药”，可主人公却因为贩卖未经许可的印度药被捕，被判刑5年。
电影的上映也是唤起全社会对高价进口药的思考，在现实中，主人公原型名叫陆勇，因为病友们的努力求情，以及在检察院的法外容情的考虑之下，他入狱不久就得到了释放。
出狱之后，国家先是将这种药纳入到国家医保范围之内，接着又接连修改法规。
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源于危重病患对药物的依赖以及国内药物价格过高而产生的矛盾。
所以如何更有效的解决高价药的难题，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