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敦、大业、黄、”在宏大开放的西北，敦煌以莫高窟闻名于世。
这个古老的石窟见证了多种文化的交流，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保存相对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的佛教艺术遗迹。
然而，莫高窟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曾经经历过劫掠、破坏、风化和侵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保护莫高窟成为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责任和使命。愿意坐冷板凳的大国工匠，数字资源的开发利用，让千年佛国恢复了往日的辉煌。
如何争分夺秒，如何保护文化遗产，不仅是莫高窟面临的挑战。世界各地都在探索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以更好地保护和继承历史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长篇报道]
5G时代到来之际，古老的莫高窟也传来了新技术的声音。
8月底，敦煌研究院与某科技公司签署协议，准备引进5G技术，共同推动5G联合创新实验室的建立。
未来，摄像机捕捉到的千年壁画将会被更快更好地传输、处理和存储，然后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世界各地。
莫高窟，一个一千多年前挖掘的佛教国家，仍然保存着735个洞穴。4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件彩色雕塑使它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湛的佛教艺术遗迹。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西北参观“沙漠中的美术馆”。
然而，经过历史上的劫掠和破坏，以及长时间的侵蚀和风化，衣服的颜色逐渐褪色，神佛的眉毛变得模糊，宫殿的墙壁开裂，古老的器乐结霜…
于是，与时间赛跑的接力棒开始代代相传，工匠们钻进洞穴，摄影架在壁画前，最传统的工艺和最先进的技术扎堆，让千年佛洞焕发新生。
7月11日，甘肃省酒泉市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图/视觉中国
预防性保护
如今，参观莫高窟有了新的体验。
在进入洞穴之前，游客首先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看数字电影。镜头滑过沙漠，骆驼嘶鸣，尘土卷卷。故事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于是，经过几千年的建设，丝绸之路上的佛国世界有了原来的样子。人们称它为“千佛洞”，许多年后，莫高窟声名鹊起。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风风雨雨和佛教的兴衰，莫高窟也在鼎盛和沉寂中往复。这段历史被浓缩在20分钟的短片《千年莫高》中。
2号影院旁边，是球幕电影《梦佛宫》。同样的20分钟是对敦煌莫高窟经典洞窟的虚拟游览。特色洞穴一一展现在游客面前，穿插讲解其年代、风格、壁画内容。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于2014年8月投入运营。这是莫高窟保护工程的核心项目，总投资3.4亿元。如今，数字展示中心每天播放30部电影，每部200人。之后，200名游客由4辆大巴车送往洞区，由8名导游带领，8分钟后人们走出洞外，不仅充分传播了莫高的历史，还大大减少了游客在洞内逗留的时间。
这种安排是为了减少游客在洞穴中的停留时间，减少呼吸中的水蒸气和二氧化碳对壁画的损害。敦煌研究院花了10年时间对石窟进行监测，对游客进行调查，最终统计出游客的承载量:以莫高窟每位游客游览2小时计算，一天只能接待3000人，一个能容纳25人的标准群在石窟中的最小面积为13平方米。每个洞穴平均参观8分钟为宜。
在洞外，更多的人是通过网络看到莫高窟的。2016年5月，“数字敦煌”全球上线。研究院的同事利用十几年积累的莫高窟数字档案，在互联网上以另一种形式重建了30个经典石窟。
点击链接是30个洞穴的列表。时间和介绍都列在首页。点击鼠标开始洞穴全景之旅。点击加号放大，千年前的飞天轮廓清晰。
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入运营，标志着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从此，莫高窟的保护跨越了“抢救性保护期”和“科学性保护期”，进入了“预防性保护期”。
拯救尘土飞扬的脸
石窟里的蓝色工装裤几乎是静态的。
修复艺术家坐在脚手架上，用钉子和空鼓刷在壁画上掸灰，然后拿起注射器，沿着灌浆管滴下配置好的胶结材料。按压，托住顶部，把壁画像鳞片一样粘回墙上。很多时候，他们会在一幅小壁画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椅子摆在同一个位置，好像一动不动。
壁画修复者李运合已经86岁了。从医63年，他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他仍然在第一线工作。虽然腿脚不如年轻时矫健，但爬上两层楼的脚手架不成问题。
李运合在工作。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63年前，李运合在建设新疆的途中，在敦煌停留了几天，看望了他的亲戚。不料被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常书鸿扣留。
小李在莫高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清理积沙。多年以后，举世瞩目的丝路明珠，在当时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无人看管的洞穴散落在戈壁悬崖上，栈道狭窄，时不时会坍塌；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甚至堵住了洞口；刚刚打扫过的地面，转眼间就被北风吹来的新沙覆盖了…
每天，李运合也是尘土飞扬。用白水煮面条填饱肚子，面前放一碗盐和醋，用戈壁滩上的红柳枝当筷子；水来自苦口泉，因为含盐量高，刚来的时候总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拉肚子；是马厩改建的宿舍。睡觉时灰尘会落在脸上，第二天早上鼻孔发黑。
“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苦，那么多先生可以蹲着。我能为一个高中生做什么？”李运合回忆道。
“君子”是指常书鸿等莫高窟第一批守护者。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6年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和一批艺术家被莫高窟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纷纷来到敦煌。
没想到的是，风沙侵蚀、战乱和西方冒险家的劫掠，让莫高窟在天灾人祸的蹂躏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狼藉。
放下笔，年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做手工。戈壁滩种树，一排排；在洞穴区域修建围栏，遮挡风沙和野生动物；在洞穴顶部的悬崖上，还建造了一堵沙墙…直到1956年李运合的到来，沙子仍然是莫高窟最大的敌人。
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后，李运合留在了莫高窟。李运合记得常书鸿院长对他说:“小李，我给你分配一个工作。不仅你不能，我们国家也没机会。现在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从那天起，李运合开始修复莫高窟的壁画。
多年后，李运合回忆起他第一次以修复者的身份进入洞穴的那一刻:壁画斑驳，雕像坍塌，数千年前的谷草从废墟中露出。一开门，风就灌了进来，全副武装的壁画“如雪花般飘落”，让人心疼。
李运合蹲在晚唐时期挖掘的莫高窟第161窟里，一点一点地收集掉落的壁画，一点一点地放回原处。光线不足时，地上铺白纸，反射洞外的阳光；在没有实验设备的情况下，用厨房的炉灶和锅加热，观察材料性能；什么样的除尘损伤最小，什么样的粘附力最大，什么样的按压痕迹最少，全靠不断摸索。
多年以后，人们将这一时期定义为莫高窟保护史上的“抢救保护期”。有人指出了早期修复的局限性——比如水泥“补丁”的渗透性差，以及水对周围壁画的持续侵蚀；铁条和铆钉被粗暴地钉在壁画上，对壁画造成了二次损伤，影响了外观。但在当时，这是能给莫高窟最好的“抢救”。
李运合花了700个日夜才完成了61号洞窟中不到60米长的壁画。成为敦煌研究院历史上第一个自行修复的洞穴，也是我国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莫高窟第386窟壁画起钉器病害修复前后(上)对比。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学防控
经过长时间的抢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进入了“科学保护期”。
最开始敦煌研究院的成员大多是美术专业的。渐渐的，大家的学历背景越来越多样化。
李运合说，文物保护涉及很多领域，需要专门的人才去分析岩体结构、物质成分、病害成因等等。以前，在最尴尬的时候，修复者要带着材料走访大学，请专家帮忙做实验；后来研究所有了自己的团队，化学、水利、生物、岩石力学等不同专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新洞复原前，洞内的温度、湿度、气压、地温，原壁画的材质、内容，病害的种类、面积、成因，都有具体的数据和分析。修复人员目标明确，完成了修复工作。
除了洞内的小环境，莫高窟周边的大环境也进入了保护者的视野。在洞穴区，有700多个石窟分布在南北长1600多米的岩体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与兰州地震研究所合作，对莫高窟的底层性质、水文性质、抗震能力、洞穴稳定性等进行了摸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然资源保护者开始科学防治沙尘暴危害。石窟前，老一辈敦煌人种下的新疆杨郁郁葱葱，久久不散。后来，有两公里长的灌木林像丝带一样缠绕着。治沙工程被提上日程。在莫高窟顶一望无际的戈壁上，草方格沙障和砾石压沙切断了沙源，尼龙网围栏则阻断了沙子的“进攻路径”。“沙”的问题就解决了。
敦煌研究院还与美国盖蒂研究院合作开展了莫高窟保护研究项目，以莫高窟第85窟为例，寻找保护莫高窟的有效途径。
后来85窟成为1997年敦煌研究院《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导则》的范本，这是指导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行业的第一个规则和标准。
在壁画修复方面，中美专家历时4年，对80多种材料进行试验，找到了效果最好、对壁画影响最小的修复材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壁画保护科学程序和技术，解决了莫高窟壁画修复保护的鼓、汤、碱等难题。
如今，70后、80后逐渐成为修复者的主力军。“疗愈”壁画的技艺是师傅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传给徒弟。回首往事，他们会打响指说，我的主人是李运合先生的徒弟。多年后，更年轻的90后恢复员走上岗位，被列为第四代。
李运合见证了敦煌研究院一路走来的探索和变化，他的子孙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面壁者”。上世纪80年代，李运合之子李博从中央美院毕业，随父亲回到莫高窟修复壁画；2000年初，孙子李晓阳结束了在澳洲的留学生活，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
接过接力棒时，李晓阳曾说:“爷爷一生都在与风赛跑。他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比赛，但我们必须逆天。就算风用完了一辈子，也会给后人留下不可复制的文明。”
数字敦煌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保存。莫高窟最后的结局是不断的破坏。我们用一生做的一件事，就是与破坏作斗争，让莫高窟越来越长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也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
图像记录了莫高窟不可抗拒的破坏过程。1908年，汉学家伯希和首次到达莫高窟，他的随行摄影师拍摄了一组壁画。2011年，敦煌研究院的摄影师孙志军去了同样的地点，拍下了同样的壁画。
一百多年来，黑白照片都是彩色的，但是用相机固定下来的壁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莫高窟第217窟，Hokkekyo成了观音的普通品。1908年还完整，神佛轮廓清晰，器物装束足以肉眼辨认。但到了2011年，照片范围内的壁画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褪色、模糊，不为人知。
1908年莫高窟第97窟壁画斑驳，但十六罗汉的服饰和眉眼保持着清晰的轮廓。然而103年后，只有部分罗汉头像可见，而全图斑驳。
“保护工作一刻也不能停。”在接受采访时，范金狮对媒体表示。她解释了两种保护方法。“一种是利用化学、物理、工程等技术修复患病文物，使修复后的文物延长寿命。然而，任何先进的保护技术都只能延缓文物的寿命，而不能遏制壁画和彩塑的退化趋势。第二种方法是利用数字存储技术永久保存莫高窟的文物信息及其珍贵价值。\”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修复人员“面壁”的同时，莫高窟的数字化进程也开始了。当时，范德安进士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世纪末，一批学者到西北大学讨论壁画数字化的方案。
当时的保育人士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摄影，胶卷很贵，每次按快门都要准备很长时间；由于设备太差，拍摄结束后，影片自行冲洗。没有恒温装置，就搬到炉子和洗衣盆边，冷水热水随时混合，保持恒温。
2005年，小伙子余天秀大学毕业，来到莫高窟工作。一年后，敦煌研究院成立了数字中心。在此期间，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的浪潮，传统的电影拍摄转变为壁画图像的数字化采集。
于天秀的作品主要分为两部分。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上窑洞，下窑洞”。前期要“化整为零”。摄影师带着足迹和相机进入洞穴。当时的要求是300dpi精度，也就是说壁画要拍成31厘米乘47厘米。这也意味着一个10多平方米的洞穴需要拍摄数千张照片。后期要“化干戈为玉帛”，对拍摄的照片进行拼接、处理、定位、校正。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是前期的三倍。
千年壁画被镜头一幅接一幅地记录下来，储存在电脑里，这样才能逃脱时间的摧残。
今天，莫高窟更加全球化。余天秀和同事们还在一次次按下快门，一帧帧修图；李运合和他的弟子们仍在一点一点地除尘，一幅一幅地修补壁画。
几十年前，大多数前往莫高窟的朝圣者都是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现在，很多文物保护者来“取经”；莫高窟的文保专家像候鸟一样，往返于敦煌等地，把莫高窟的技术带到河北、河南、西藏等地，帮助培养新的文保人才。
每年夏天，大量的年轻人来到莫高窟实习、学习或做志愿者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留下来加入于天秀和李运合。
文物保护队伍中年轻的身影越来越多。老一辈敦煌人递接力棒时，总说:“这是无价之宝，要心存敬畏。”
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山洞里拍摄。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证人说]
“这么多人关注我们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敦煌研究院数字研究所副所长余天秀
2005年，我刚从兰州交通大学毕业，听舍友说敦煌研究院在招人，我就投了简历，疑惑“为什么莫高窟要招计算机专业的？”进了研究所后，才知道自己做的是数字工作。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是很普及，只有办公电脑有网线，手机用摩托罗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突然来到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四周都是戈壁滩。他走了半个小时也见不到人，刚开始特别难受。
我开始慢慢工作，整个人才脚踏实地。在我入职的第二年，研究院的数字中心就成立了。我们的工作是收集莫高窟的数字图像，然后拼接并保存在电脑中。
在洞穴拍摄时，我们经常会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壁画中的起钉病，颜料表层卷起，拍摄过程中会有阴影。我们必须在采集图像前不断测量光线，直到阴影消除；采集后的拼接过程也要保证对拼接结果没有影响。此外，还会有矿物颜料、设备故障等反映。，我们必须不断探索解决方案。
最充实的一次是2008年，敦煌研究院与中国美术馆合作，推出“繁华与光明——敦煌艺术展”，临摹了很多以前艺术家的壁画，展出了我们的一个工作成果: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13米多长，3米多高，一整面墙，都是我们用数字手段保存下来的壁画。这张照片从采集到拼接，花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40多平米的画面不会缺一根头发，完全可以复制。
后来“数字敦煌”上线，我们保存在电脑里的壁画图像开始被更多人看到，甚至走向世界，成就感更加强烈。
现在，莫高窟的保护已经很完善，我们负责的数字化工作也进入了成熟阶段。在我们团队和前辈技术积累的基础上，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近年来，我们不断与外界合作，“数字赞助商”等项目进展顺利。
我们之前工作的内容都储存在电脑里，完成后只有我们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当我们的成就被这么多人看到时，我们真的很自豪。
【同话题问答】
问:你认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余天秀
（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石窟数字化从探索期、经过发展期到现在的成熟期，数据采集精度从75dpi到300dpi甚至到600dpi，数字化团队从几人到现在的90多人，每年采集洞窟从1个至30多个，数据容量从十几GB到300多TB，数字化展览从无到国内外25场次，数据共享从内部到互联网全球共享，数字化工程从莫高窟到7个省12处全国文物遗址。
新京报记者王双星
编辑校对和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