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尚书右丞陆佃之孙，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具有很高成就。其诗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
陆游一生都在追求建功立业，田园生活的处境对陆游来说，本质上是一种困境。虽然陆游努力调适自我心态，避免陷入感伤个人仕途坎坷、感叹此生壮志难酬的深渊，乃至仍能创作出许多境界开阔博大的诗篇，但功业无成等苦闷依旧不时袭上心头。
“安贫”指安于贫困，亦即虽处于贫乏，心却能无所忧惧，保持一定的坦适稳定。
田园诗中以安贫为主题者，兴发的感怀自以“贫中无所忧惧”为主要归属。陆游的“安贫”涉及对整个生命处境的认知与反思，从而在“无所忧惧”的基调中融入多样的情思况味，既有别于心如止水的纯然恬和，也使他的作品平添丰富的蕴涵。
对道德信念的执着
在孔子的影响下，传统士人普遍赞许“安贫”的修养。孔子指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与其违背道义而获得富贵，宁可恪守道德而过着曲肱饮水的清贫生活。
儒家认为道德行为的本质即“直从心之所安”，不违某种自认为不可逾越的人生律则，而无视外界之利害祸福，并强调由持守道义获致的心安，远比现实的名利更为可贵。
陆游自觉地继承了此种文化传统，在晚年更常将“心安”与道德的“无愧”相提并论，如“忍穷过日却差易，负媿终身良独难。……人生乐处君知否？万事当从心所安。”或明言“心安”与“守道”的直接关系：“为谋须远大，守节要坚完。……方知至危地，自有泰山安。”
只有坚守自我道德的完美，才能获得坦荡安适。因此他又说：“卒岁勿多求，壶餐与褐裘。心安由自足，身贵为无求。”
惟其如此，“万事宁容媿天地，一心常若蹈渊冰。区区僻见君无怪，人固终身有不能”成为年迈的陆游自我惕励的重点。他因而屡次声言宁愿因守道而贫，也不攫取不义的富贵。其田园诗也出现了类似的态度，如：
《戏作贫诗》
左券频称贷，西成少盖藏。
苦饥炊稻种，缘病卖桑黄。
土焙怜烟暖，藜羹爱糁香。
君看首阳叟，穷死亦何伤？
此诗作于庆元五年（1199）春，陆游罢归山阴已近十年，仍时常遭遇困顿，在贫病交加的现实压力下，连赖以为生的稻种、桑树都只得用于应急，但他不仅甘之如饴，对困穷终生也抱持豁达、坦然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如伯夷叔齐一般，乃为了维护道义而穷，所以心安理得，至死无憾。
与陆游作此诗前后“对统治集团中党派倾轧，隐致慨叹”、“对权贵逞私见而置国仇，深致不满”等心声合而观之，此诗中引夷齐之典，除了抱节守志之外，显然还有不愿与朝臣同流合污之意。果然到了该年五月他就主动致仕，正式告别官场了。
《蜗舍》
蜗舍茨生草，龟肠饱淖糜。麦因多雨损，蚕遇闰年迟。徙义忧无勇，求仁戒自欺。此生虽欲尽，吾志未应衰。
此诗作于嘉泰二年（1202）春，时年陆游已经七十八，诗人拒领半俸已迈入第三年。一方面家境贫困，另一方面近年的党祸又令他不胜忧愤，对政治充满失望，遂只能抱道自守以安顿内心。此诗首联即呈现生活的潦倒，颔联点出原因：蚕、麦皆因天候而收成不佳。此为典型的农家贫况。
次句的“龟”字尤可注意。陆游晚号龟堂，“其中有老而无用之谦，又有年高寿长的自慰。”因此，“龟肠”句就不仅是“饥肠辘辘”的比喻，更有老而贫贱的意味。
但在前四句诗人只是平静的叙述，仿佛毫无怨尤。后半部直接道出“固穷”心声。
颈联两句均用《论语》之典，表达对儒家之道的服膺，诗人于贫中无所忧惧的原因亦得到揭示：“徙义”与“求仁”乃余生中将专志以赴者，如此则心能舒坦充实，有所安止。而困穷之境则不暇顾，亦不必顾。
陆游明白，自我境遇之穷的主因是与时相悖。但其所重者为无愧于心，故仍难以随俗俯仰。《穷居有感》在自述村居贫困之状后云：“人亡耆旧多时学，地废陂湖失古堤。
迂阔自知无着处，敢因穷厄怨推挤。”坦然地接受了新贵当道，耆旧凋零，自己则因拒绝与时间推移而备受排挤的现实。
又如《村居》之一在描述潦倒的田园生活后云：“不恨闲门可罗爵，本知穷巷自多泥。暮闻鼓角犹人境，更欲移家入剡溪。”不仅对门庭冷落与境况萧条毫无遗憾，还要尽可能地远离人世纷扰，狷介之意溢于言表。
《自咏》
万事不挂眼，终年常避人。荒畦荷锄晚，环堵结茆新。病马何劳斥，轻鸥未肯驯。虽惭市门卒，聊作葛天民。
同样作于陆游的这些诗也与之类似，体现了平静而刚正的风范。在许多时候，陆游表明捍卫操守之志的同时，更毫不讳言鄙弃或不甘屈服于当政者的态度。
《自咏》这首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夏，诗人罢归山阴才二年余，对光宗朝的奔竞之风颇感厌恶，故此诗在安贫的基调下，仍有情感的涌动。
首联标举与世不谐的态度，为贫况作张本。“荒畦”与“环堵”点出田园生活的贫穷，“荷锄”、“环堵”、“葛天民”等词来自陶渊明诗文，用以表明安贫的意向。颈联“病马”句用唐代杜琎事，表达当年不合则去的果决，“轻鸥”句则继续申明贫境中的立场，传达不愿屈从的意志。
尾联语气一收一放，意谓虽不及“大隐隐于市”者，但作为陶渊明的异代同调，守道固穷，躬耕自资，亦足以自豪。与渊明《五柳先生传》相较，此诗中的自我形象实少了几分怡然自得，倔强之气涌动于字里行间。他甚至不客气地批判乞名求利之人。
《薪米偶不继戏书》
仕宦不谐农失业，败屋萧萧书数箧。藜羹不糁未足嗟，爨灶无薪扫枯叶。丈夫穷空自其分，饿死吾肩未尝胁。世间大有乞墦人，放翁笑汝骄妻妾。
此诗作于庆元五年（1199）秋，陆游首度致仕之后。诗人不擅耕作，田园生活也难免穷困，但萧条的生计并未磨灭昂扬的意气。他不仅随遇而安地以野菜为羹，以落叶为薪，更引用前贤之语自我明志、自我砥砺。
“丈夫”一句引用荣启期“贫者士之常”之意，以下三句连用《孟子》之典，既表白绝不曲意逢迎的志节，更直接嘲讽众多的谄媚之人就像骄其妻妾的齐人那样乞求施舍，毫无廉耻，可鄙可笑之至。诗人刚正嫉恶的怀抱、顽强傲世之意态，可谓跃然纸上。
《书志》
饮水萧然卧曲肱，桑村麦野醉腾腾。老身长子知无憾，泛宅浮家苦未能。南亩服劳胜乞食，腐儒垂死耻依僧。柴荆常闭斜阳里，剥啄虽闻亦嬾应。
此诗作于嘉泰四年（1204）秋，诗人已年届八十。该年春他再度致仕，表明了终老陇亩的决心。此诗所书之“志”亦与此相关。次句点明自我处于农村，“醉腾腾”的貌似放达，与“饮水卧曲肱”的儒家语典既形成了对照，也引起悬念。
四句反用“烟波钓徒”张志和之典，表明无法遁世远引，而仍欲尽为“士”者之责任，既使首联中的守道之意得到强调，亦淡化了“醉”的颓放感，而凸显了其中的兀傲。
总的看来，前半部主要传达的仍是融合孤高与执着的安贫之志。后半部续明此意：自己甘于躬耕自资，宁可饿死也拒绝低头。尾联意谓拒绝与官场的接触，凸显倔傲之意态。此诗结构峭折，正与其蕴于安贫情怀中的嵚崎志气相应。
《穷居》
仕宦初何得，穷居半士农。
清宵叔夜锻，平旦伯鸾舂。
马磨犹支日，牛衣亦过冬。
湖中有啸父，何计得相从？
此诗作于开禧三年冬（1207），正值北伐渐近尾声之时。年迈的陆游既关心前线战况，又因看透官场本质，而止息建功之心，屡陈远离宦海之志。
此诗表白的，亦是对虽艰辛却能保全清操的隐逸之途的认可。开篇点出穷居的处境，颔联以下即叙写“半士农”所指：既在田园自食其力，又有人格的持守。
诗人自比为与世相忤的嵇康，与刚直敢言而不容于世的梁鸿，道出清苦境况的同时，也意谓自己绝不因外界压迫而移易固有坚持。对节操的执着，使他能安于贫困的耕隐生涯。正如《醉赋》所云：“直令依马磨，终胜拜车尘”，自力更生总比趋附权贵令人坦然。
篇末对“湖中隐士”的思慕既流露几许寂寥，也表明了耿介守道的孤高情怀。全篇反复强调的，仍是“君子固穷”之志。
陆游诗中的安贫守道之咏，在精神内蕴的方向上应与北宋中期以来士大夫讨论颜子或“孔颜乐处”的思潮有直接渊源。
南宋初年，靖康之难促成士人高涨的政治热情，使他们讴歌爱国义士的气节，重新树立“救时行道”的君子人格理想，再加上宋高宗为了尽快稳定局势而集思广益，对直言敢谏有所宽容，因此士林一时展现劲直激壮的新风貌。
秦桧专权之后，大批反对和议的士人坚拒与秦党合作，在恶劣环境中持续保持骨气，磨砺操守，其中即包括了陆游终身尊敬的师长曾几、吕本中、朱翌、李光、傅崧卿等人。
可以说，陆游田园诗的特色既源于个人倔强的秉性，也与师长的熏陶有关。南宋初风雨飘摇的国势不仅激发陆游的爱国热情，也促成其“尚气”的文学观，即重视作者道德修养，高倡卓荦不平的忠义之气，推崇以之为基础的诗文的阳刚风格。
陆游晚年心境与审美趣味整体来说趋向平淡，但仍推许雄健这样的人格与诗风。其田园诗安贫情怀中的豪杰特立之气，即是他刚肠嫉恶的性格与崇尚气节文学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陆游田园安贫之咏或是以较平和的语调展现兀立不屈的人格力量，或直接以刚健昂扬的道德精神贯通全篇，两者在情感取向上，都与平淡风格恬和超然的基本特征有不小差距。
田园诗传统的平淡风格属于阴柔之美，陆游的部分田园诗则体现了阳刚之美，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一为冲淡旷达的襟抱，一为刚健执着的情怀。
陆游无疑为田园诗的美感表现打开了崭新的境界。固守道德信念，是陆游自青壮年以来尊崇的价值。对他而言，这既是自我迫退隐且复出无期的关键，也是归田后得以确立人生方向、获得精神满足，从而化解物质困乏之苦的重要因素。
此外，陆游得以安于贫困，也与深感从政的危险且无意义，和长年的田园生活本身促成的某些心态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