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你跟中国人提问“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是什么？”一定会招来鄙视的目光，然后人家会轻蔑的回答你“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
这个答案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无一例外。然而，这一说法如何确立的？当初确立时，选择的依据又是什么？还是听我一一道来。
穿越太平洋时诞生的学说
话说还在1900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踏上了去往夏威夷的轮船，准备为恩师康有为组织的保皇会募集一笔款子。百无聊赖的旅程，让他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曾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国，怎么会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弱国？
他曾经幻想过变法图强，结果在清朝那些老贵族的手里一败涂地；他也曾向往日本式的共和，但是回想过往的失败，又让他彻底打消了念头。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似乎要对国家进行那怕一点点改变，都会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看不见路在何方。
既然看不见前路，那就只能回头去找找答案。好在他的知识储备足够多，他可以慢慢的整理和感悟。
于是，在横跨太平洋之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问世了，“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梁启超用诗歌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心中慷慨激昂之际，写到：“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严氏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邻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及印度、埃及、小亚西亚是也。”于是乎，四大文明古国的构想就此形成。
之后，在1923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柳诒徵出版了中国文化学奠基之作《中国文化史》，提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
于是，“四大文明古国”最终定型，被所有中国人所接受，并通过历史教育被不断地传承着。
煞费苦心的选择
但是这种说法，在世界上却并不被承认。世界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多种说法，比较少的有六起源说，即古埃及、古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两河文明，克里特文明、玛雅文明和中国文明。
也有九大文明之说，即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中国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墨西哥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尚未发展完成的俄罗斯文明。甚至还有人按照年代来归纳，划分出21个古代文明。可见，关于所谓文明古国的概念，中外并没有一个确定性的说法。
那梁启超和柳诒徵到底是根据什么来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呢？
首先，我们再来看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里边在提出“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之后，紧接着来了一句“然彼四地（埃及、印度、安息、墨西哥）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
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
大致翻译一下，就是说埃及、印度、安息（也就是伊朗，此处应该是指代早期的两河流域文明，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墨西哥（玛雅文明）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灭亡之后，这种文明也就随之消亡了。
今天如果去游览的话，都能看到后来的征服者所留下的遗迹。而只有我们中华，在所有文明中屹然独立，一直到了今天。从这句话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自豪与骄傲。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梁启超选择文明的标准既很独特，又做了一些规避，很有技术含量。首先说独特性，梁启超选择的文明，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埃及和古巴比伦都已经彻底断绝了文化血脉。埃及文明虽然起源最早，但灭亡也早。从公元前343年波斯第二次征服埃及之后，这个古老的文明已经彻底灭亡。
而古巴比伦，更是在公元前1595年被赫梯人所灭，也已经彻底灭亡。但是同时，两个文明有都有大量的遗迹留存，埃及有金字塔，古巴比伦有汉谟拉比法典石柱，这些遗迹都证明了当年这些文明的辉煌。
梁启超选择他们，无疑是看中了他们辉煌与灭亡之间的极大反差，这样才可以在与他们的对比之中，凸显出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
而至于印度的入选，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梁启超个人对佛教的偏爱。另一方面，就是印度文明的变迁也确实耐人寻味。虽然印度人这个种族一直生活在这里，但由于他们对历史记录的忽视，导致了印度文明在千年的运行中逐渐走样。现在的印度文明比起佛教和印度教并行的时期已经完全两码事了。
梁启超选择他，无疑是在说，相比在“和平演变”中消亡的印度文明，倔强中艰难前行，还能保持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文明是有多么可贵。
做出选择的同时，梁启超也做了一些规避，比如说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后期强大的伊斯兰文明。
可能对于他来说，这些还“活着”的文明让他有些害怕，古希腊罗马文明直接诞生了后来的欧洲现代文明，西方的列强们正是这种鲜活文明的代表。
而伊斯兰文明的坚韧和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几百年前就曾经让处于巅峰的大唐帝国吃尽苦头，而如今，他们在强敌环伺的世界上，仍然顽强的保持着自己文明的向心力。如果和他们做对比，中国的文明则显得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只能更突出当时社会的腐朽。这显然是梁启超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总之，“四大文明古国”这一说法的提出，是梁启超给自己和所有中国人打的一针强心针。不可否认，这种说法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学术价值。
在当时的中国，国土沦丧，民族危急，再不想一些方法提振士气的话，很有可能会一蹶不振。
可以说，他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选择。如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已经不害怕去跟任何一个先进的文明做对比。
不过，这剂强心的猛药，也依然起着作用，继续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在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