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是当下历史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确实，每研究一个问题须先从概念入手，只有准确地把握了概念，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历史。
而北洋军阀亦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对于正确理解北洋统治时代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从概念相关的问题切入。
1，关于北洋军阀定义的史学争议
将军阀的产生定在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而将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
对此，学界似无争议，但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起点却存在明显的争议。
以来新夏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学者认同将1912年袁世凯任大总统作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始。
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异议，如张华腾、张玉法、齐锡生等，认为1916年才应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起点。
认同北洋军阀统治始于1912年的学者们的依据在来新夏先生的一篇相关研究综述《北洋军阀史的划阶段问题》里有较典型的反映。
大致如下：
彭明教授最先提出为北洋军阀史分期的问题，并在其文章中将北洋军阀的兴亡分为三大阶段，但来新夏先生认为划分阶段还应考虑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而辛亥革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完全应该作为划分北洋军阀史的界标。
而且北洋军阀集团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成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军阀统治”，并将北洋军阀史划分为四阶段。
而认为以1916年为北洋军阀史起点的学者们则相当于不承认袁世凯及以前的统治为军阀统治。
张华腾教授的解释较为详细——“把这个集团的兴起阶段（即1912年以前）也称之为军阀似不科学，因为目前给北洋军阀的界定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及其以前均不适用”。
作者追溯了诸多学者为军阀下的定义，但仍觉“这种概念用于1916年以后的局面非常合适，而用之以前显然不妥。”
学者们对北洋军阀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与他们对此的命名息息相关——关于此时期的当权者，有学者习惯称之为北洋军阀或北洋军阀集团。
但也有学者持鲜明的反对意见，认为应称为北洋集团，对于这段时期的命名也不尽相同，如北京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等等。
张华腾教授注重对北洋军阀的形成过程的描述——“如果一开始就称他们为军阀，就具有反动性，那么对北洋集团的存在作何解释？对北洋集团在上升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该怎么评价？
我认为只有用一个中性的词汇‘北洋集团’对其进行研究，才符合历史的实际。”
桑兵教授也在文章中提道：
“有学者意识到北洋军阀统治的说法存在争议，而且与事实不相吻合。尤其是袁世凯统治时期，与军阀的概念出入过大，因而将这一时期称为北京政府。而将袁世凯之后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如果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政府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将这一时段统称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或北洋政府时期，则有以偏概全之嫌，不利于全面研究和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
综上，这种对北洋军阀史分期问题的争议实际上大都承认北洋军阀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只是在这一军事集团在何时演变为军阀有不同意见，1912年与1916年的说法似乎各有其道理。
然而，桑兵教授上述的话提示了在分期之外还需要思考一个本质的问题，这正是而以往关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研究所缺乏的，又是最近所改善的——何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其与民国史或北洋史的关系如何？这就涉及到定义和历史实际的争议。
2，应该如何全面理解北洋时代？
但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一定义是复杂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本就是个笼统的概念，我们往往以北洋军阀史称呼北洋政府主政时期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段的民国史。
将其视为辛亥革命与国民党统治之间的过渡时期，成为更具合法性的革命的对立面。
但实际上，北洋军阀史并不能完全覆盖后者的范围，而以往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研究明显不够全面。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此时期应该考察的主体绝非仅仅是军阀及其各派别。
桑兵教授形象地指出，“即使北洋的历史，研究也不能仅仅限局限于军阀，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都是当年政治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
研究北洋集团，这些熟知内情背景的亲历者的身手口眼杳无踪影，所论难免隔靴搔痒，表面文章。
目前这一部分的相关史料大都未经整理出版，零散的遗留也缺少系统梳理，要想认识北洋到位，谈何容易。”
张华腾教授也提示应该“不仅仅要研究北洋军阀，还要研究其他政治势力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全貌包括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及社会问题等。”
这提示我们应该打破以往片面的认识，更多关注研究的不足之处，尽力达到此时期有关的全面的研究，如人物方面，就不应仅仅围绕主要的军阀展开。
这一点较好理解，因为军阀不可能是其统治时期所有举措的创造者。
有学者研究北洋时期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方面的成果往往是政府中吸纳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士作为文职官员促成的，如梁启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便积极推行改革。
如果不对这些人进行深入研究，想必无法深刻了解其政策的实施，无法真正明晰军阀的定位。
再如其他的研究领域，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均承认北洋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方面有诸多现代性的、进步的因素，并非一片黑暗。
如今，此种状况有所改善，罗敏老师在民国史70年的研究综述中提到目前研究一个转变就是“从关注进步的革命力量，转向研究过去被忽略的落后的人物与党派”。
最后，长期以来，受革命史观和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史学界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历来以‘北洋军阀’来命名，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往往予以‘黑暗’、‘专制’等负面概念简单概括”。
长期以来，史学研究者对北京政府时期军阀现象的解读多强调派系倾轧和战事频仍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以往对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研究受到政党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影响，更多展现的是其阴暗的一面，视其为无足轻重、毫无亮点可言的过渡时期。
然而，根据学者们对于“军阀”话语的研究与再检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都是值得商榷的。
徐勇教授的研究揭示出了“军阀”话语体系中的政党政治与外来因素。
最终，政党史观或革命史观在“军阀”话语诠释中逐渐占主导地位，其批判属性被推向极致，并出现泛用或泛政治化倾向。
军阀的主导内涵就一步步被构建起来，而北洋政府时期也就变成辛亥革命时期与北伐时期这两个占据合法性的制高点的时期中间的过渡期，意在凸显北伐的政治正当性。
3，历史理解的长时段周期理论
从长时段来看，称之为过渡期也无不可，因其为新旧近代中国社会新旧两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又激烈冲突的时期。
且“北洋时期这样的形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相比较，只属于政权更迭时期的非常形态，而不是主流大局。”但不应被视为是无足轻重的。
诚如张华腾教授所言，北洋时期“是一个社会发展从转型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新与旧、中与西、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传统与现代并存，反对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同在，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呈现出的是一个极端混乱、无序的时期。”
也正如张鸣教授所言，“军阀不是好的统治者，但人们必须承认这种统治是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果实(虽然是苦果)，也是历史演进合乎逻辑的过程。”
因此，我们需要打破过去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
在肯定革命史观影响的判断的基础上，也应从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角度进行挖掘，将其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解读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