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十年，张载罢官归隐，途径洛阳时与二程共坐一室，发表议论。张载在私下说：“昔尝谓伯淳优于正叔，今见之果然。”所谓的“伯淳”就是程颢，而“正叔”则是程颐。跟张载一样，作为长辈的邵雍也更喜欢程颢，他常常向富弼、司马光等人赞誉程颢的才华；邵伯温在谈到自己对二程的印象时说：“宗丞（程颢）为人清和，侍讲为人（程颐）严峻。”
据说二程曾入宿于一僧室，程颢进入大门后向右走，有许多人跟随着他；程颐则独身一人往左走，后面却空无一人。最后他们在法堂上相会，程颐感叹说“此是某不及家兄处”，意思是说自己太过于严肃，使人不敢亲近，不如兄长平易近人。弟子们也认为大程偶然还会讲笑话、有谑语，小程则是谨严，只要他在座，不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
在处事方面，二程也不尽相同。程颢跟门人议论时，如果有不同意见，他会说“更有商量”，程颐则直接说对方的观点不对。邵雍每次跟二程交谈，大程都不发一言，好像彼此契合似的，小程则反复往来辩论不相下。从性格来看，大程是循循善诱的教育家，小程则有宗师气派，因此程颢曾对程颐说：
“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不敢让。”
程颢(1032～1085)与程颐(1033～1107)
五星聚奎，名门世家
北宋曾发生过三次五星聚奎，第一次在乾德五年，占者说“启文明之运”，那时宋太祖刚起兵扫定天下，宋朝刚刚建立；第二与第三次分别发生在景德四年和庆历三年，在这两次五星聚奎之间，邵雍（传记）、周敦颐（传记）、张载（传记）、程颢与程颐相继出世，他们被后人合称为“北宋五子”。从辈分看，邵雍、周敦颐和张载为平辈，二程为晚辈，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二程。
根据程颐的《先公太中家传》记载，他的父亲程珦共生有六个儿子，前两个与后两个都是幼年夭折，只有他跟程颢活了下来。程氏素为名门，高祖程羽有拥戴宋太祖之功，官至兵部侍郎。因此邵雍对他的儿子说：程伯淳、正叔“本出贵家”。程门家教素以严厉著称，二程的母亲候氏常说：“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每当孩子们跌倒，家人要上前扶抱时，她都呵责说：“汝若安徐，宁至踣乎？”当孩子们挑食时，她又会叱道：“幼求称欲，长当如何？”程颐说在严母的教育下，他们兄弟平生饮食衣服都无所择，也不能出口骂人，这是教育的结果，所谓“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
程颢死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回忆了兄长的生平。说他从小就“神气秀爽，异于常儿”，叔祖母曾抱着他走路，不料金钗脱落了，当时并没有发觉，过了几天才开始寻找。程颢那时还不会说话，只是用手指着某个地方，结果家人随着他的指向竟然成功找到的金钗，一家人都觉得惊异。
十岁时程颢已经学会作诗赋了，他在《酌贪泉》中写道：
“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
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十三时，他在学校里读书，为人显得很老成，见者无不爱重。当时的户部侍郎彭思永来访，非常赏识程颢，当场就决定把女儿许婚配给他。
北宋五子
师从濂溪，为官一方
程珦对子女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在虔州兴国县做官时，认识了一个小狱掾，名叫周惇实。这个人“年甚少，不为守所知”，程珦却发觉他气貌不凡，交谈几句便知其果然是“为学知道者”，于是让二程拜周惇实为师。周惇实后来改名叫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
当时的程颢只有十五六岁，在听完周敦颐论道后，他便厌弃了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后来程颢还追思这段求学经历，说：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周敦颐要程颢思考这个问题：颜回家境贫困，生活在陋巷里，人们都不堪其忧，他却也不改其乐，所谓的“安贫乐道”，究竟是在乐什么？这个问题对程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渴望学习颜回所乐的那种“道”。后来他甚至说“欲学圣人，且须学颜子”，颜回成了他毕生的榜样。
程颢曾经很喜欢田猎，他对周敦颐说现在自己已经没有这个爱好了。周敦颐却不以为然地说：“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告诫程颢克己复礼并非易事。过了十二年之后，程颢偶然看到猎人打猎，不觉触发了好猎之心，这才明白周敦颐的用心良苦。
成年之后的程颢似乎还与周敦颐存在联系，他曾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说明时隔多年，师徒之间依然像孔子与曾点一样，有着共同的志向。
宋仁宗嘉祐二年，程颢考中了进士，那年的榜单上还有张载、苏轼和曾巩等人的名字。程颢被授予京兆府鄠县主簿的官职，那时的他才二十四岁。据说他担任公职期间，常常书写“视民如伤”四个字来告勉自己，并且说“颢常愧此四字”。
程颢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治国需要求之于教育。他在晋城做官时，当地风俗朴陋，民不知学，几百年里都没有人考中科举。程颢上任后兴办学校，与好学者讲论终日，过了十多年当地登科者多达十余人。
程颢，字伯淳，号明道先生
反对新法，退隐讲学
熙宁二年，经吕公著举荐，程颢进入朝中担任太子中允一职。宋神宗很赏识他的才华，每次召对结束时都会说“频求对来，欲常相见尔。”
后来王安石逐渐受到重用，程颢便告诫神宗要仁政爱民，不能追求功利。宋神宗虽然嫌弃他过于迂直，却依然敬重不衰。王安石相继推出青苗取息、卖祠部牒等新法后，大臣们相继投劾离去，党争的势头已经在酝酿，这让程颢感到不安。他在《论十事劄字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只要生民之理有穷，那么先王之法也是可以改变的。他认为不应当泥古不化，循名废实，斥责保守派为“陋儒之见”。但当时的保守派已经被罢斥，真正危险的其实是冒进派的改动一切思想。
程颢认为在变法的过程中，“惟天理之不可易”，所谓的“天理”就是人所赖以为生的东西，近则为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远则为某些制度规律。例如要想让百姓生存，就得使其有恒产。唐朝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则荡然无法，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这才是变法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想法设法厚敛于民；程颢认为使百姓有恒产，就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而王安石的变法目的只是富国强兵，没有考虑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为了补充国库，应对“三冗”，结果却折腾的民心沸腾、天下骚动，更严重的是会引起朝中的党争，遗患无穷。
从立场上看，程颢处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中间，并不偏向任何一方，只是当时王安石当政、司马光在野，所以他才对王安石多有批评。王安石对程颢也很有敬重，称赞他“忠信”。一次王安石与言者厉声争论，程颢在一旁劝解说：“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
最终导致程颢与王安石决裂的是王雩的险恶，《邵氏闻见录》记载，一日盛暑，王安石正与程颢对谈，他的儿子王雱却光着脚走出来，手里拿着妇女的帽子，问王安石说：“所言何事？”
王安石回答：“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
王雱傲慢地说：“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
王安石忙制止说：“儿误矣。”
程颢在一旁立即正色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王雱因此不乐而去。
这件事对程颢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看到王安石的儿子如此恶毒的对待不同政见者，又联系到王安石排挤大臣，进用言利小人，从此便跟王安石越来越不合，并引起言者的敌视。变法的持续推进，引起程颢的担忧，他上疏说：“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因这篇奏折得罪了变法派，最终被罢为京西提刑。当时反对新法的大臣全被列入贬窜的名单里，宋神宗手批，亲自剔除了程颢的名字，最后在王安石的建议下，才改迁镇宁军节度判官。
做了几年判官后，恰逢父亲程珦退休，程颢便请求归养，得了一个监管洛河竹林的闲职。从此，他便与程颐一起在洛阳讲学。当时洛阳聚集了富弼、邵雍、司马光等名流，被称为“士人区薮”。二程创立了“洛学”，吸引谢良佐、杨时、游酢、张绎、苏昞等弟子来入门。学士皆宗师之，甚至连往来于洛阳的旅客都会专门拜访，求问道统。程颢虽然辞官归隐，名声反而更大了。
命如颜回，道统绝弦
在洛阳讲学十年后，宋神宗驾崩了。噩耗传自洛阳，程颢对韩宗师感叹说虽然自己遭遇贬窜，但“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为报。”
韩宗师问他：“今日朝廷之事如何？”
程颢回答：“司马君实、吕晦叔做相矣。”
韩宗师又问：“二公作相，当如何？”
程颢说：“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
这说明程颢并不是偏袒变法派与守旧派的任何一方，只是担忧双方势不两立，互相迫害，最终党争会拖累国政、后患无穷。后来北宋的党争果然愈演愈烈，甚至连程颐也被卷入其中，深受迫害。
宋哲宗继位后，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想要重用他。不料程颢还没来得及起行就病倒了，元丰八年六月十五日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在“北宋五子”里，他属寿命最短的一个。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哀叹说：“天不慭遗，哲人早世。”“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程颢曾说：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
后人常将程颢比作颜回，认为他的思想精粹无杂。程颢教人要时常保有诚敬之心、用于持守，然后再去识仁，从对仁的认识中领悟物我为一，进而发觉“天理”。他讲诚敬的文章是《定性书》，说识仁的是《识仁篇》，论“天理”则散见于《语录》中。“天理”一词仅见于《乐记》，程颢把这个范畴演绎成了一个哲学体系的原则，他自称：
“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天理”者，自然之理、天经地义之理也。人活在世间，总是有许多无法逃避的东西，总是要去尽为人的责任。程颐曾跟弟子们侍立在程颢的坟墓之前，他指着坟墙说：“吾儒从里面做，岂有不见。佛氏只从墙外见了，却不肯入来做。”儒者何尝不知人生的艰苦，何尝不知君臣父子夫妇儿女在某意义上是拖累。但是儒者明白，生而为人，生活在社会伦理中，要尽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像和尚道士一样，从外面看透了，便抛弃骨肉、遁隐山林，逃避君臣父子社会伦理，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哲学的取向。
从定性、识仁到“天理”便是我们讲述程颢哲学体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