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作为朱自清的代表作品，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后公认的经典散文。自从选入中学语文以来，《荷塘月色》就作为学习母语的典范课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使他们领略了母语的美以及浸透在母语中的民族文化和为这种文化滋养的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
面对这样一个文化现象，当下如果需要反思的话，我们的反思意识应该指向：正处于启蒙成长期的学子从《荷塘月色》接受了母语怎样的美以及浸透在母语中的怎样的民族文化和为这种文化滋养的一个怎样的传统文人形象？这样的“接受”将潜在地导致语文教育培养怎样的未来公民素质？于是，这种反思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不在过去也不在当下，它将以再识、纠正、治疗的方式体现于语文教育的未来价值的可能性。
那么，反思从哪里开始？现象学哲学告诉我们，要回到面对“思维对象本身”—— 即文本《荷塘月色》。我们认为《荷塘月色》其实描述了三个“世界”：一个是让人身负责任感而“不宁静”与宁静交织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月下“荷塘世界”（情化了的自然世界），一个是充满生命自由的记忆里江南“采莲世界”（诗化了的历史世界）。
三个世界分环勾连，只有理清这种“分环勾连”的关系，不迷失在哪个世界，才能使作品的整体意义得以显现。连接三个世界的，内在的是“爱”的情怀；外在的是月光和月光下那条“幽僻的路”，而这条“路”——月光指引的路——一头系着入世，一头系着出世，其幽婉的象征性呼应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①。由此，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荷塘月色》的整体意义在于描述了一个走在传统文化“出世”与“入世”路上的中国传统文人形象，抒发了那种人的存在所普遍具有的生命乡愁。
1．意义的多重性，证明了经典作品的深度
《荷塘月色》发表至今已跨越半个多世纪，时间流逝了，但对其解读却从未停滞。解读文章不胜枚举，概括起来，具代表性的有这样几种理解：“政治说”，“伦理说”，“精神说”，“闲愁说”。
“政治说”论者，从《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和首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入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且多引用作者的《哪里去》和《一封信》为证据，认为《荷塘月色》描绘的“桃源”似的境地是作者在白色恐怖时代表现出的苦闷彷徨后的心灵避风港。这种曾经进入教参的观点，作为主流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一部分语文教师把首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作为文言或感情基调入手教学课文。
随着西方文论的不断涌入和传统文化的再识，对《荷塘月色》的解读也随着跨世纪进入了多元理解的层面。论者多试图打破政治功利价值观念的束缚，或借西方文论的视野，或以传统文化的新识，来重新把握《荷塘月色》的意义。
孙绍振认为《荷塘月色》所表现出的苦闷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伦理性的。他运用“错位学说”（美与真具有统一又错位的关系）对文本进行细读分析后，发现文本内在的矛盾是“自由”。这种自由，是伦理学上相对于责任而言的自由。诗化境界的自由与现实中肩负重重责任的不自由，构成了《荷塘月色》的深层矛盾。于是孙绍振从家庭生活伦理的角度，认为“文章强调的是离开了妻子和孩子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②
杨朴的文章《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发表后，曾一度引发文学评论界的广泛讨论。该文借鉴西方文论中的象征符号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对文本进行解读，认为《荷塘月色》的创作具有一种隐蔽的幻梦性质，“荷花”是潜意识中的美人象征，“采莲”是潜意识爱欲的移置。从而得出结论：“《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的一种潜意识愿望的表现。朱自清以“荷塘月色”的幻梦似描写，把潜意识中的美人原型和爱欲投射在了荷花的意象上，这就使荷花——《荷塘月色》成为朱自清潜意识愿望的象征。”③
吴礼明的《荷塘月色》“闲愁说”，则源自中国传统诗歌的闲愁主题，认为作品中的苦闷是一种对人生缺憾的感伤，表现出来就如同古代诗词中“闲愁”的感伤心态。这种“闲愁”，是一种心理结构中属于更深层次的东西。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所抒发的是，以“闲愁”为基调的“月下暂得的逍遥之乐与行暂的人生的自由感，以及由此对人生的某种较深层次的感悟与体认”④。
此外，也有必要提及对《荷塘月色》的批评之声。叶圣陶认为“像《荷塘月色》（还有《绿》等等）这样华彩的文风，不是成熟的表现”，余光中认为“ 朱先生所用比喻都是‘女性拟人格’，评价不高”。
《荷塘月色》的接受史，默默证明着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观点。每一个解读者都有说话的自由，说出作品所意味的东西，然而，每一种认识都只是“在途中”。理解，在任何时候都不意味着对作者原意的猜测和纯粹恢复，“作者的想法没有限制理解的视域，使解释者必须移动的那种理解视域”⑤。
解读和创作一样具有“语言游戏”意义上的伦理品质，谁不严肃地去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前人的严肃性的解读对我们而言，正起着伽达默尔所谓的“视野融合”的历史效果。它就像一面望远镜或放大镜，通过它，我们可能看得更清晰，更广远。严肃性的解读没有对错之分，只存在境界高下之别。对经典的更多解读，就意味着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使得理解经典的整体意义成为可能。不仅如此，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在于其意义的多重性证明了作品的深度。
荷塘月色
2．现实世界、荷塘世界、采莲世界及存在其中的生命形态
作家的创作，是一种维特根斯坦哲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存在着——如我们的生命”， “一切都在语言中出现”。⑥我们的生命本身就具有语言性，语言描述了怎样的世界就表达了对世界怎样的生命体验。也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归结为语言的东西（甚至在文学传统中）不是某种意义本身，毋宁说是借助于意义对世界的体验。”⑦那么，看清了《荷塘月色》所描述的世界图像，就自然引导我们理解了作家对世界的生命体验（作品的整体意义）。
《荷塘月色》其实描述了三个“世界”，以往解读要么过多地纠缠于“现实世界”的外因推测，要么过多地纠缠于“荷塘世界”或“采莲世界”的作家意图还原，却普遍轻视了三个“世界”之间“联系”的深层存在。如果我们把文本看作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就轻易地发现文本所显现的故事路线图：“现实世界”→“荷塘世界”→“采莲世界”→“现实世界”。现实、荷塘、采莲这三个“世界”，都是特定时间“今晚”中的世界，都是特定环境“满月”下的世界，它们分环勾连构成了一个生命存在其中的整体世界。生命所在，“爱”亦在其中，所以作者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相比于“苦闷”等等，“爱”更能传达《荷塘月色》的情感基调。
“现实世界”：渐渐升高的“满月”，洒满月光的“院子”，乘凉的“我”，隐去的“孩子们的欢笑”，哼着眠歌的“妻”，睡熟的“妻”，“闰儿”。这一切，作家虽是用朴素的语言描述，仍然遮不住爱意的透出，并且伴随爱意的还有一种责任感。“现实世界”是一个“不宁静”与宁静交织的世界：首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一个“颇”字已道出现实世界的纷纷扰扰带来心灵的“不宁静”；而月下“乘凉”已是宁静的行为，至少是寻求宁静的行为，那“孩子们的欢笑”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是温馨的声音，给心灵以宁静。
这时，“忽然想起”荷塘，直接引发这生命冲动的不是“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而是“满月的光”，因为有这“满月的光”，才有了苍茫月下的小路徘徊，才有了苍茫月下的荷塘沉醉，才有了苍茫月下的江南采莲追忆，才有了苍茫月下的江南惦念，才有了苍茫月下的生命乡愁。这苍茫的“满月的光”，是对世界和大地的爱的投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作者爱这苍茫的“满月的光”，这爱随着月光投射在世界和大地上。
“现实世界”虽是一个“不宁静”与宁静交织的让人身负责任感的世界，但终究是人的生命存在之所。那“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那“迷迷糊糊地哼着民歌”，那“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那“轻轻地推门进去”，无不透出一种深情的爱意。海德格尔说：“在世本质上就是操心。”爱与责任感，是“操心”的内在表现形式。人的伟大，正在于能领会这种生命形态的存在，从而获得生存觉醒并设计人生，所以决不是暂时的“逃避”。这样看去，下文“荷塘”的沉醉、“采莲”的追忆则具有了“领会”的生命存在意义。
“荷塘世界”：曲曲折折的“荷塘”，田田的“叶子”，零星地的“白花”，如流水的“月光”，高高低低的“杨柳”，树上的“蝉声”，水里的“蛙声”，“我”。自然界的一切，和“我”一样是拥有生命的存在。它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可爱，是因为它们生存在一片自由美好的境地，它们本身就是构成这片自由美好境地的一部分。
“我”暂时忘我地沉醉在它们的世界——自然世界，看见了生命因自由、和谐而分外美好：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荷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而“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这些诗化的语言，就把自然之境升华为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理想之境。
至于这些比喻大多是用“女性拟人格”，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共同构成了一幅整体的图像，作为整体图像，它就取消了构成元素任何一方的优先性。对图像的理解，就是把握其象征性。图像的象征意义就体现在图像的整体性中。如写荷花“如刚出浴的美人”一句，旨在表现那种不加装饰的清纯的生命之美，这种美才是生命应有的最美。二是，从心理层面看，人的精神活动表现在求援中，其象征就是女性，因为女性特有的美和温柔更能给人的心灵以爱的慰藉。作者用充满爱的眼睛和心灵，洞见了自然世界的生命之美，同时也获得了这种“爱的慰藉”。然而，“我”并不能完全沉醉其间，所以说“但热闹的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毕竟“我”只是一个欣赏者，一个过客。可是，这片自由美好的境地又是那样让人留恋。于是，徘徊着就由“荷香月色”又“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
“采莲世界”：一个“荷塘世界”升华了的记忆里的世界，一个诗化了的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合而为一的世界。“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传达出“采莲”是江南人曾经的一种生活方式。“采莲”的季节“热闹”，“风流”，因为采莲活动里的主人公是一群少男少女，主题是自由与爱。作者选用《采莲赋》和《西洲曲》里的诗句再现了当时采莲活动的情境：“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人如莲子清纯，生命因自由与爱而分外美丽动人。
诗本身就具有高于生活的特质，而引用诗歌来再现生活则更具诗化的意蕴。引用的意义不在于引用本身，而在于引用和所欲表现对象共同传达出来的东西。这里，江南采莲旧俗和作者所选诗句一起传达了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命境界。这种诗化的生活方式，正是人类生存觉醒后所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尽管这种理想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作为一种追求，它的光芒渲染着人类生命的底色。作家是带着历史和诗学的眼光回眸的，不会完全陷入诗化的历史情景，所以说“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曾经的江南已经远逝，如今的江南就在这“苍茫”的月光下，于是“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时的“江南”就具有了深层的意蕴：诗意的历史江南，现实故乡的江南，融合为那种人类无限向往的生命自由栖居其中的精神家园的江南。
博尔赫斯曾说：“现实生活喜欢对称和轻微的时间错移。”从“现实世界”到“荷塘世界”到“采莲世界”再回到“现实世界”，是生活对称和时间错移制造的一次小小的生命循环，也许有恍如一梦似的不真实感，然而，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命的存在形式。于是，那种人类所普遍具有的生命乡愁便通过文本语言得以诗意而幽婉地传递出来，恰如“薄薄的青雾”浮起在那“苍茫”的月光下，大地上。这种生命乡愁，是存在的，也是历史的、未来的；其根源，既外在于无法摆脱的社会、政治、家庭等诸多存在的世俗东西，也内在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进血脉里坚守着的东西、心灵深处执著追求着的东西。
朱自清像
3．出世与入世，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上
对《荷塘月色》的解读，如果想把握其整体意义，实现其真正的教育价值，须超越单纯的语言知识获取和审美情趣享受，从哲学的高度通过思维的解读把握其形而上学的意义，从而实现哲学理解。哲学理解是解读的一种境界，它是对自然理解（依靠本能感受到的原始理解）、自我理解（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功利理解）的超越。这种超越，完成了从知识到实用智慧的升华，进入了那种“领会”着的生命状态，从而把握生命获得了生存的觉醒。
雅斯贝尔斯在分析悲剧时，就主张一种“哲学性解释”，并认为“艺术若不和生存的觉醒联系起来，便失去艺术存在的意义”⑧。艺术是作家的生命存在的投射，对读者而言，艺术是生命存在的反射。这种反射，不仅仅指向知识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激励，“因为艺术从来不是无目标和无目的的，而一直是‘生命’的反射，同时也是对它的激励”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主张哲学性解读，以期达到哲学理解的境界。
哲学性解读，不是以某种哲学理论作出发点强行去理解文本（这样做，无论多么自圆其说，也仍有片面的危险性），而是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因实际需要而寻求某些哲学理论的视野来证明或证伪，从而理解文本的细节以及细节间的联系，获得合情合理的文本整体意义。哲学性解读，是一种“综观”。我们不能理解一个文本的整体意义，主要根源在于我们不能综观文本语言的全貌。正如维特根斯坦正确指出的，“——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⑩
像《荷塘月色》这样的经典散文，尤其需要哲学性解读，这正是当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所普遍缺失的。那种单纯的审美享受同单纯的知识获取一样具有危险性，而这却正是当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所普遍存在的。读《荷塘月色》，就要从“荷塘月色”读出大地月色，世界月色，生命月色；就要从“今晚”此在的月色读出生命月色，历史月色，生存月色。“月色”，与此在、故乡、生存、生命有种家族似的亲缘关系，这在中西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朱自清曾主张过的“刹那主义”（从生命每一刹那间中均获得意趣，使得每一刹那均有价值）就有存在主义哲学、生命哲学的影子。《荷塘月色》的世界，是此在的具体存在情境，是时间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中的一个“刹那”——“今晚”，“月光下”。伽达默尔说：“在艺术品中——一个世界出现其中——不仅使人体验到某些以前不为人知的有意义的东西，而且某些新的东西随着艺术品本身而产生。”⑾作为公认的经典，《荷塘月色》的魅力就在于由语言所赋予的“此在”的自然生命之美和人的生命之美。这种自由和谐的生命之美发现的基础，并非来自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比如幻梦之类），而是作家对世界（“荷塘月色”世界）的直观体验。没有这种直观体验，就不会产生爱的情思。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即使在诗情画意的“荷塘世界”、美仑美焕的“采莲世界”，“我”的主体性也并没有丢失，“我”一直面对多重世界并领会着。
人的存在，是有限的历史的存在。伽达默尔在分析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时指出，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总是需要我们整个的历史传统。传统总是能渗透的，因为在它中间有一些东西被传递（tradiert）下来”⑿。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传统文化语境理解《荷塘月色》的视野。当然，重要的去把握那些深层的传统文化暗示。“荷塘世界”固然彰显着传统文人那种寄情于景的精神求援方式，不也暗示着一定的道家出世思想吗。依此看“采莲世界”，则似乎更具有出世色彩，其实不然。
“采莲”作为江南旧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是世俗的也是诗意的，因为礼法在自然之外，一切生命因自由而显得分外美好。更本质的是，这种美好使人积极热情地投入生活，因此，这就带有了儒家的入世思想色彩。“荷塘世界”、“采莲世界”，既是“写境”也是“造境”，“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⒀。人，不可能是完全出世的，也不可能是完全入世的。
《荷塘月色》的结构所显示出的三个世界分环勾连的关系正是出世与入世的纠缠，而连接出世与入世的是“爱的情怀”以及文中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幽僻的路”。这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在抵达境界上相通。宗白华指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⒁这样看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作者，其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情怀，也折射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特质。没有哪个人，包括所谓的圣人，是纯粹的出世或纯粹的入世，他总是走在出世与入世的人生路上。
如果有人坚持说《荷塘月色》有侧重于“出世”的思想倾向，那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家其它作品——如《执政府大屠杀记》等——找到积极“入世”的有力证明。从《荷塘月色》的“现实世界→荷塘世界→采莲世界→现实世界”抒情结构看，作者既吸引读者进入诗意境界，又阻止读者完全陷入此外的陶醉式审美，而忘却现实存在的反思式领会。作为抒情散文，《荷塘月色》在对生命世界“肯定”的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散文——它作为想象的东西——是世界的否定。但这个否定是企图变革、革新世界的否定。因此，散文作家怀有对变革世界的确信和对现实、造就自己的确信”⒂。否定与肯定，出世与入世，总是辨证的存在，对立又和谐。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
“文学追赶艺术表现美的最佳方式，不在于它所描述的事物本身之美，而在于“它把‘美’转化作魅惑力。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中”⒃。《荷塘月色》，正是这一理论的典范。因此，无论怎样的解读，正如作者——一个处于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时期的知识分子走在出世与入世的路上一样，对《荷塘月色》的解读也仍然“在路上”。这，恰是其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