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他的著作一直为许多人称道。要说韩非最大的粉，绝对非秦始皇莫属，《史记》中记载当时的秦王嬴政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后，发出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若能和这人见上一面，纵然死，也不可惜啊。）
那韩非的《五蠹》到底写了什么呢？让千古帝王嬴政都如此叹服，甚至不惜灭一国只为得一人！
五蠹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五种蛀虫，韩非当时说的就是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或者驱逐。曾有教授说，读韩非的文章，神经脆弱一点儿是读不下去的，很发神醒脑。
《五蠹》就是一篇论证严密、层层递进的论说文，论说极为严密、成熟。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慢慢学习韩非是如此说理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开篇韩非先讲述了上古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称王天下的原因，中古禹成王以及后来的夏商的建立，前后相比、层层递进，引出他的观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
韩非认为，要用古代贤王的政治手段治理当下的人民，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很难达到目的，（韩非还发明了很多具有寓意的成语），这就是韩非提出的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讲完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后，韩非又论述了上古时期和如今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上古时期人少资源多，所以大家不争不抢，民众安定无事。而现在，人口越来越多，但人均资源却越来越少，所以人们会互相争抢资源。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结果仍然免不了要发生混乱。
然后韩非通过比较上古时期和如今社会，更进一步得出了深刻的结论：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韩非说由于实际利益的不同，现代人和古人的表现也不同，上古时期天子的利益势力还不如现在一个县令，所以现代人会拼命争县令这个位置，更不要说君王之位。这并不是现在的人德行薄，而是利益使然。
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况制定政策，政事也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
下一段又继续加强说理，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韩非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对此韩非又举例：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这套空话。”于是出兵攻打鲁国，把齐国的国界推进到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
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
这句话放到现在的意思就是：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下一段韩非便提出了法治的思想，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
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
儒家和墨家一直鼓吹的仁厚先王是治理不了如今的臣民的，那现代社会的鞭子是什么呢？就是法令！君王要执行法令而不要靠仁心。
韩非之后又对儒家展开了批评，孔子倡导仁义，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
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所以那些宣扬君王要以仁义治天下的儒生，让天下人都变成孔子门徒一样是不可实现的。
韩非又继续加强对法的阐述，孩子不肖，无论父母、师长、乡邻怎样劝慰都不管用，但一看到官吏依法搜捕坏人他就害怕了，开始改掉恶习。
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韩非就是早期提出“轻罪重罚”的第一人。
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千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
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总能兑现，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
在韩非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法治观点后，便对当下的现象做了深刻批评，也就是文章题目所说的五蠹!
国家的五种蛀虫：
儒者：儒家学派的人，用文辞扰乱法纪，蛊惑君主和世人。
纵横家：言谈者，在国与国之间搞外交，花言巧语、搬弄是非，轻易挑起战争。国家不能靠外交强大，要靠修内政强大。
游侠：剑士、刺客，聚集党徒，效力于贵族，触犯法令。
患御者：害怕服兵役的青壮年，为逃兵役投奔权臣贵族门下。
不法商工之民：制造残次商品，卖给辛苦耕种的农民来获取巨大利益。
韩非最终提出观点，认为这五种人是国家混乱的根源，国家想要强大，就必须除掉这五种人，对他们实行专政。国家要想富足靠农民工人生产，打击敌人靠士兵。
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王天下的资本，又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来看韩非的理论观点很有进步意义，也有受困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他的很多观点拿到今天来依旧发人深省，甚至有的仍有辩证意味。
如果不是剧烈变化的战国时代，韩非的观点、理论或许不会这样极端，但就是这样，这篇精彩绝伦的文章照样让嬴政沦陷！
读过《五蠹》后，我们更当了解韩非的内心，他理想的国度是个什么样子，天地之法，执行不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