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不是个好儿子
贾平凹散文
在我四十岁以后，在我几十年里雄心勃勃所从事的事业、爱情遭受了挫折和失意，我才觉悟了做儿子的不是。母亲的伟大不仅生下血肉的儿子，还在于她并不指望儿子的回报，不管儿子离她多远又回来多近，她永远使儿子有亲情，有力量，有根有本。人生的车途上，母亲是加油站。
母亲一生都在乡下，没有文化，不善说会道，飞机只望见过天上的影子。她并不清楚我
在远远的城里干什么，惟一晓得的是我能写字，她说我写字的时候眼睛在不停地眨，就操心我的苦，“世上的字能写完？！”一次一次地阻止我。前些年，母亲每次到城里小住，总是为我和孩子缝制过冬的衣物，棉花垫得极厚，总害怕我着冷，结果使我和孩子都穿得像狗熊一样笨拙。她过不惯城里的生活，嫌吃油太多，来人太多，客厅的灯不灭，东西一旧就扔，说：“日子没乡下整端。”最不能忍受我们打骂孩子，孩子不哭，她却哭，和我闹一场后就生气回乡下去。母亲每一次都高高兴兴来，每一次都生了气回去。回去了，我并未思念过她，甚至一年一年的夜里不曾梦着过她。母亲对我的好是我不觉得了母亲对我的好，当我得意的时候我忘记了母亲的存在，当我有委屈了就想给母亲诉说，当着她的面哭一回鼻子。
母亲姓周，这是从舅舅那里知道的，但母亲叫什么名字，十二岁那年，一次与同村的孩子骂仗———乡下骂仗以高声大叫对方父母名字为最解气的———她父亲叫鱼，我骂她鱼，鱼，河里的鱼！她骂我：蛾，蛾，小小的蛾！我清楚了母亲是叫周小蛾的。大人物之所以大人物，是名字被千万人呼喊，母亲的名字我至今没有叫过，似乎也很少听老家村子里的人叫过，但母亲不是大人物却并不失却她的伟大，她的老实、本分、善良、勤劳在家乡有口皆碑。现在有人讥讽我有农民的品性，我并不羞耻，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母亲教育我的忍字，使我忍了该忍的事情，避免了许多祸灾发生，而我的错误在于忍了不该忍的事情，企图以委屈求全却未能求全。
七年前，父亲作了胃癌手术，我全部的心思都在父亲身上。父亲去世后，我仍是常常梦到父亲，父亲依然还是有病痛的样子，醒来就伤心落泪，要买了阴纸来烧。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而母亲收到寄去的钱总舍不得花，听妹妹说，她把钱没处放，一卷一卷塞在床下的破棉鞋里，几乎让老鼠做了窝去。我埋怨过母亲，母亲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零着攒下了将来整着给你。你们都精精神神了，我喝凉水都高兴的，我现在又不至于喝着凉水！”去年回去，她真的把积攒的钱要给我，我气恼了，要她逢集赶会了去买个零嘴吃，她果然一次买回了许多红糖，装在一个瓷罐儿里，但凡谁家的孩子去她那儿了，就三个指头一捏，往孩子嘴一塞，再一抹。孩子们为糖而来，得糖而去，母亲笑着骂着“喂不熟的狗！”末了就呆呆地发半天愣。
母亲在晚年是寂寞的，我们兄妹就商议了，主张她给大妹看管孩子，有孩子占心，累是累些，日月总是好打发的吧。小外甥就成了她的尾巴，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次婆孙到城里来，见我书屋里挂有父亲的遗像，她眼睛就潮了，说：“人一死就有了日子了，不觉是四个年头了！”我忙劝她，越劝她越流下泪来。外甥偏过来对着照片要爷爷，我以为母亲更要伤心的，母亲却说：“爷爷埋在土里了。”孩子说：“土里埋下什么都长哩，爷爷埋在土里怎么不再长个爷爷？”母亲竟没有恼，倒破涕而笑了。母亲疼孩子爱孩子，当着众人面要骂孩子没出息，这般地大了夜夜还要噙着她的奶头睡觉，孩子就羞了脸，过来捂她的嘴不让说。两人绞在一起倒在地上，母亲笑得直喘气。我和妹妹批评过母亲太娇惯孩子，她就说：“我不懂教育嘛，你们怎么现在都英英武武的？！”我们拗不过她，就盼外甥永远长这么大。可外甥如庄稼苗一样，见风生长，不觉今年要上学了，母亲显得很失落，她依然住在妹妹家，急得心火把嘴角都烧烂了。我想，如果母亲能信佛，每日去寺院烧香，回家念经就好了，但母亲没有那个信仰。后来总算让邻居的老太太们拉着天天去练气功，我们做儿女的心才稍有了些踏实。
小时候，我对母亲的印象是她只管家里人的吃和穿，白日除了去生产队出工，夜里总是洗萝卜呀，切红薯片呀，或者纺线，纳鞋底，在门闩上拉了麻丝合绳子。母亲不会做大菜，一年一次的蒸碗大菜，父亲是亲自操作的，但母亲的面条擀得最好，满村出名。家里一来客，父亲说：吃面吧。厨房一阵案响，一阵风箱声，母亲很快就用箕盘端上几碗热腾腾的面条来。客人吃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被打发着去村巷里玩，玩不了多久，我们就偷偷溜回来，盼着客人是否吃过了，是否有剩下的。果然在锅底里就留有那么一碗半碗。在那困难的年月里，纯白面条只是待客，没有客人的时候，中午可以吃一顿包谷糁面，母亲差不多是先给父亲捞一碗，然后下些浆水和菜，连菜带面再给我们兄妹捞一碗，最后她的碗里就只有包谷糁和菜了。那时少粮缺柴的，生活苦巴，我们做孩子的并不愁容满面，平日倒快活得要死，最烦恼的是帮母亲推磨子了。常常天一黑母亲就收拾磨子，在麦子里掺上白包谷或豆子磨一种杂面，偌大的石磨她一个人推不动，就要我和弟弟合推一个磨棍，月明星稀之下，走一圈又一圈，昏头晕脑的发迷怔。磨过一遍了，母亲在那里筛箩，我和弟弟就趴在磨盘上瞌睡。母亲喊我们醒来再推，我和弟弟总是说磨好了，母亲说再磨几遍，需要把麦麸磨得如蚊子翅膀一样薄才肯结束。
我和弟弟就同母亲吵，扔了磨棍怄气。母亲叹叹气，末了去敲邻家的屋子，哀求人家：二嫂子，二嫂子，你起来帮我推推磨子！人家半天不吱声，她还在求，说：“咱换换工，你家推磨子了，我再帮你……孩子明日要上学，不敢耽搁娃的课的。”瞧着母亲低声下气的样子，我和弟弟就不忍心了，揉揉鼻子又把磨棍拿起来。母亲操持家里的吃穿琐碎事无巨细，而家里的大事，母亲是不管的，一切由当教师的星期天才能回家的父亲做主。在我上大学的那些年，每次寒暑假结束要进城，头一天夜里总是开家庭会，家庭会差不多是父亲主讲，要用功学习呀，真诚待人呀，孔子是怎么讲，古今历史上什么人是如何奋斗的，直要讲两三个小时。母亲就坐在一边，为父亲不住吸着的水烟袋卷纸媒，纸媒卷了好多，便袖了手打盹。父亲最后说：“你妈还有啥说的？”母亲一怔方清醒过来，父亲就生气了：“瞧你，你竟能睡着？！”训几句。母亲只是笑着，说：“你是老师能说，我说啥呀？”大家都笑笑，说天不早了，睡吧，就分头去睡。这当儿母亲却精神了，去关院门，关猪圈，检查柜盖上的各种米面瓦罐是否盖严了，防备老鼠进去，然后就收拾我的行李，然后一个人去灶房为我包天明起来吃的素饺子。
父亲去世后，我原本立即接她来城里住，她不来，说父亲三年没过，没过三年的亡人会有阳灵常常回来的，她得在家顿顿往灵牌前贡献饭莱。平日太阳暖和的时候，她也去和村里一些老太太们抹花花牌，她们玩的是两分钱一个注儿，每次出门就带两角钱三角钱，她塞在袜筒。她养过几只鸡，清早一开鸡棚，一一要在鸡屁股里揣揣有没有蛋要下，若揣着有蛋，半晌午抹牌就半途赶回来收拾产下的蛋。可她不大吃鸡蛋，只要有人来家坐了，却总热惦着要烧煎水，煎水里就卧荷包蛋。每年院里的梅李熟了，总摘一些留给我，托人往城里带，没
人进城，她一直给我留着，“平爱吃酸果子”，她这话要唠叨好长时间，梅李就留到彻底腐烂了才肯倒去。她在妹妹家学练了气功，我去看她，未说几句话就叫我到小房去，一定要让我喝一个瓶子里的凉水，不喝不行，问这是怎么啦，她才说是气功师给她的信息水，治百病的，“你要喝的，你一喝肝病或许就好了！”我喝了半杯，她就又取苹果橘子让我吃，说是信息果。
我成不成为什么专家名人，母亲一向是不大理会的，她既不晓得我工作的荣耀，我工作上的烦恼和苦闷也就不给她说。一部《废都》，国之内外怎样风雨不止，我受怎样的赞誉和攻击，母亲未说过一句话。【贾平凹散文7篇】贾平凹散文7篇。当知道我已孤单一人，又病得入了院，她悲伤得落泪，要到城里来看我，弟妹不让她来，不领她，她气得在家里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冒着风雪来了，她的眼睛已患了严重的疾病，却哭着说：“我娃这是什么命啊？！”
我告诉母亲，我的命并不苦的，什么委屈和劫难我都可以受得，少年时期我上山砍柴，挑百十斤的柴担在山砭道上行走，因为路窄，不到固定的歇息处是不能放下柴担的，肩膀再疼腿再酸也不能放下柴担的，从那时起我就练出了一股韧劲。而现在最苦的是我不能亲自伺候母亲！父亲去世了，作为长子，我是应该为这个家操心，使母亲在晚年活得幸福，但现在既不能照料母亲，反倒让母亲还为儿子牵肠挂肚，我这做的是什么儿子呢？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了孝顺的，但我如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地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眼看着车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了。我回到病房，躺在床上开始打吊针，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７日草于病房。
2、母亲
——灵遁者
刚刚看了一部国产影片《找到你》，讲述母亲与孩子的故事。这类题材电影不少，比如赵薇的《亲爱的》，刘德华的《失孤》，励志影片《阿甘正传》中的阿甘的母亲的形象，我也记得。哲理片中《返老还童》中的母亲的形象我也记得。
如果让我来形容母亲，我大概会用“千钧一发”来形容。我觉得这样可形容地出孩子对于母亲来说有多重，有多急。
《找到你》片中最戳人痛点的画面，就是芳芳抱着自己奄奄一息的孩子，在雨中等待救护车的画面。大雨的侵袭，就像是对母爱的无情地嘲笑。任母爱多伟大，在这一刻都是脆弱不堪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生命一出生，就面临死亡。那么人们就要有选择了，选择让他离开，还是拼命挽救？生活有时候，比电影残酷多了。毕竟电影只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很悲催的诗歌，但我却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她说要嫁给我》。是我小时候，我姐姐住院的时候，我在医院的垃圾堆里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我忘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总之她一定是个女孩。
她说要嫁给我
——灵遁者
我在垃圾堆前看到一个婴儿
看穿着是个女孩
我没有想象她长大有多美
因为我站在寒冷的冬天
寒冷冬天的医院垃圾堆旁
看来她无法长大了
我也只是看看就走了
那年我大概10岁
昨夜，女孩依然穿着那件衣服
一头乌黑的长发
轻声说她要嫁给我
那时候的我，就觉得有点害怕。现在想想，一个母亲或者父亲要扔掉自己的孩子，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有的父母，选择了放手；而有的父母，选择了坚持。大概大前年，我帮一个亲戚发起过一个众筹，这个亲戚的孩子，有先天的脑部疾病，总之出生到现在药物维持。孩子眼神涣散，行动迟缓，病情发作起来就僵住了。而孩子的父母已经为了让她活着，坚持了8年了。
我初中高中家里住在绥德一个叫西山寺的地方，是一个山上。有一天我和朋友在山顶的杂草丛生的一个梯田低下，发现一个包裹，朋友跳下去看，看了一眼，立马爬上来就跑。我们也跟着跑，直到回到路边，他才说里面肯定是一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好奇，虽然我10岁的时候，就在垃圾堆见过了，但我还是又一次去看了。
但是由于胆小，我看到了那个裹着的小棉被，就跑了。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就像我上面说的，有些生命注定要早夭。你可以说是命，如果你觉得是安慰的话。你可以不相信，那是命，你认为是偶然的。你放弃一个孩子的生命，和坚持让一个病孩子活着，对于母亲都是艰难的。
有时候，我们会设身处地的想，如果那是自己的孩子，你会怎么办？我姐姐小时候不好养，不知道什么病，总之2岁多吧，就动了手术。家里本来就很穷，更是欠下了债务。有人说是命太硬，所以我妈就把她送到我外婆家去养了。可是去了，也不好，有一次又病危了。去医院看，说又要动手术。但动手术结果怎么样不知道，还可能成为植物人。我爸要动手术，我妈坚决不同意。
后来我问我妈，她这样说：“那么小，不到一年多再开刀，她受不了那个疼。而且可能成为植物人，那我要那孩子干嘛。不如让她好好去。”再加上家里没有钱，所以没有动刀。后来也是奇怪了，竟然慢慢好了。
成为母亲很难，成为父亲也很难。我还写过这样一句诗：“想到自己会成为父亲，我就害怕。”虽然很难，但大多数我们都知道。一个女人此生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终归好像有缺憾。女人本来就是孕育生命的生物，大自然在造物的时候，就让她们成为生命成长的摇篮。
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该如何理性去看待。就像是孩子借了你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了这个世界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你越来越远。每个生命有他自己的轨迹，承认他的存在就好了
我母亲一个月不会给我打一个电话，她总是像个孤独的鹰。她说：“孩子大了，总要飞的。”我的父母，也把我们姊妹三个教育的非常互爱互敬。
我看到过很多兄弟姊妹之间关系很淡的，甚至不好的。我都疑惑，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呢？你父母允许吗？倘若你细细思考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母亲和父亲，又是一个复杂的角色。
把孩子生下来，让他健康活着，很难。让他健康活着，再让他积极乐观，开放包容，就更难。而不是每个母亲，都是优秀的，不是每个母亲都受过良好教育。有很多母亲，还是懵懂的少女。一旦孩子出生，母亲的事实就在了。不管这个母亲，多混蛋，我都劝这个人，毕竟她给了你生命。
不论你是最初以什么样的缘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都要恭喜你。欢迎来到人间，这是个奇妙的，现实的世界。你一定不要去抱怨，抱怨父母无能，抱怨家境贫寒……你抱怨的越多，阳光的生活离你越远。是的，你会被欺骗，你会被辜负。但以此就不再相信下一个人，你就会错过很多美好。活的就像一只刺猬，别人一碰你，你就敏感，怒火中烧。那么那个本来想和你在一起的人，也会被你吓跑。所以有人些注定孤独，注定无助无援，注定抑郁，注定怀着仇恨走向犯罪。
生活的智慧在于辨别真假，在于判断得失，在于感恩生命。
我爱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现在总告诉他们。我们都大了，也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你们就心态平和，享受生活吧。别一天因为这个生气，那个苦恼。可是他们总是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影片中芳芳在雨中发现孩子死去了，哭出了泪，但还是不愿意相信。她说道：“珠珠睡吧，妈妈陪着你。”我一直在想，伟大是一个残忍的词汇，母亲是伟大的，但从她生孩子那一天，就得流血。
我希望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我希望每个人伟大的人都能对生命坦然。有一天我一定会对母亲说：“母亲睡吧，儿子陪着你。”
摘自独立学者灵遁者散文。
3、《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4、一生中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余秋雨 一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原因了，因为小孩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上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作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二 医生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之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商量，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们知道，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几年，哪里会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小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3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妈妈真的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去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3次，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三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都无数次命悬一线。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所以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 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没有责怪，也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我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后来我因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迹。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情形。 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 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愿它能够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5、母亲的挤车本领
——铁凝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很满意，甚至可以说是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她的退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都挤公共汽车，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在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挤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
有时候我和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
我的确亲眼见过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母亲便会让过车头，极近地贴着车身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
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母亲率领着我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来练就的上车法。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剐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伤了腿脚呢？我知道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母亲照旧。
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幸福感十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
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母亲就总是拥挤在蚁群般密密麻麻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
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代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些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而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中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由此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作“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幸福，对于母亲来说，一定程度上源自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