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十六篇，二十余万字。在公元前239年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分职
原文：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则不能，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将归於春也，而怨将归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译文：
先王使用不是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为君之道。君主这种人，居于清虚，执守素朴，看来没有什么智慧，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智慧。智慧回归到无所能的境地，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执守无所作为的原则，所以能使用众人的作为。这种无智、无能、无为，是君主所执守的。君主中的糊涂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硬凭自己有限的智慧逞聪明，硬凭自己有限的才能逞能干，硬凭自己有限的作为做事情。这是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又想不耳目闭塞；就是舜也办不到。
周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武王对于这五个人的职事一样也做不来，但世上都说取天下的是武王。武王取用不是他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啊!通晓为君之道，就能让聪明的人谋划了，就能让勇武的人振奋了，就能让善于言辞的人议论了。
马，伯乐这种人相察它，造父这种人驾御它，贤明的君主乘坐马车，可以日行千里。没有相察和驾御的辛劳，却有一日千里的功效，这就是知道乘马之道了。譬如召请客人，饮酒酣畅之际，倡优歌舞弹唱。第二天，客人不拜酣使自己快乐的倡优，而拜酣主人，因为是主人命他们这样做的。先王建立功名与此相似，使用各位能人和贤人，在世上功名卓著，人们不把功名归于辅佐他的人，而归于君主，因为是君主使辅臣这样做的。这就象建造官室一定要任用巧匠一样．什幺缘故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宫室就造不好。国家是极重要的东西，如果国家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岂止象官室建造不好那样呢!巧匠建造宫室的时候，划圆一定要用圆规，划方一定要用矩尺，取平直一定要用水准墨线。事情完成以后，主人不知圆规、矩尺和水准墨线，只是赏埸巧匠。官室造好以后，人们不知巧匠，而都说：“造得好，这是某某君主、某某帝王的官室。”这个道理是不可不体察的。
君主中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是这样。自己去做做不了，任用贤者又对他们不放心，跟不肖的人议论他们。这是功名所以毁败、国家所以倾危的原因。
枣子是酸枣树结的，皮裘是狐皮做的。而人们吃酸枣树结的枣子，穿狐皮做的皮裘，先王当然也要把不是自身所有的当作自己所有来使用。商汤、周武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占有了夏商的百姓，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夏商的财富。他们凭惜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天下没有人敢伤害他们，他们利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没有人敢表示不悦；他们利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下，天下就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一点东西，可是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称颂他们大义，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了使用不是自身所有东西的道理。
白公胜作乱，控制了楚国，舍不得把楚国仓库的财物分给别人。事发七天，石乞说：“祸患就要到了，舍不得分给别人就把它烧掉，不要让别人利用它来危害我们。”白公胜又舍不得这样做。到了第九天，叶公进入国都，就发放太府的财物给予民众，拿出高库的兵器分配给百姓，借以进攻白公。事发十九天白公就失败而死。国家不是自己所有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极点了。占有了国家，不能用来为别人谋利，又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可以说是愚蠢到极点了。给白公的吝啬打个比喻，就好像猫头鹰疼爱自己的子女最后反被子女吃掉一样。
卫灵公让民众在天冷时挖池，宛春劝谏说：“天冷时兴办工程，恐怕损害百姓。”曼公说：“天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裘，坐着熊皮席，屋角又有火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衣服破旧不得缝补，鞋子坏了不得编织，您是不冷了，百姓可冷呢!”灵公说：“你说得好。”就下令停止工程。侍从们劝谏说：“您下令挖池，不知道天冷，宛春却知道。因为宛春知道就下令停止工程，好处将归于宛春，而怨恨将归于您。”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举用了他，百姓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要让百姓通过这件事了解他。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一样，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灵公这样议论宛春，可算是懂得为君之道了。
做君主的人，本来就没有具体职责，而是要根据臣下的职位委派他们责任。事情做得好坏，由臣下负责，该赏该罚，由法律规定。君主何必亲自去做呢?只要规定臣下的职分就够了。这样，受赏的人就无须感激谁，被处死的人也无须怨恨谁，人人都反躬自省就够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明的做法。
处方
原文：
五曰：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今夫射者仪豪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本不审，虽尧舜不能以治。故凡乱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远，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乎秦而秦霸；向挚处乎商而商灭，处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无其本也。其处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处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於臣。”与荆人夹沘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韩昭釐侯出弋，靷偏缓。昭釐侯居车上。谓其仆：“靷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鸟，其右摄其一靷，适之。昭釐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曰：“乡者釐偏缓，今适，何也？”其右从後对裕曰：“今者臣适之。”昭釐侯至，诘车令，各避舍。故擅为妄意之道，虽当，贤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矫行则免国家，利轻重则若衡石，为方圜则若规矩，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谋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为先王之所舍也。
译文：
凡治国一定要先确定名分，使君臣父子夫妇名实相符。君臣父子夫妇六种人备居其位，那么地位低下的就不会超越礼法、地位尊贵的就不会随意而行了，晚辈就不会凶暴邪僻、长者就不会怠惰轻忽了。
金木功用各异，水火用途有别，陰陽性质不同，但它们作为对人们有用之物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差异是保证同一的，同一是危害差异的。同一和差异的区分，尊贵和卑贱的区别，长辈和晚辈的伦理，这是先王所慎重的，是国家太平或者混乱的关键。
而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毫毛就会看不见墙壁；画画的人，仔细观察毛发就会忽略容貌。这说明要弄清根本。根本的东西不弄清，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凡是祸乱，一定先从身边产生而后延及远处，一定先从根本产生而后延及微未。国家太平也是如此。百里奚处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处在秦国而秦国称霸。向挚处在殷商而殷商覆灭，处在周国而周国称王。百里奚处在虞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不低下，向挚处在殷商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典籍并不是不好。虞、商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治国之本。百里奚处在秦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向挚处在周国的时候，他的典籍并没有进一步完善。秦、周所以兴盛，是因为具有治国之本。所谓治国之本，说的就是确定名分啊!
齐王命令章子率兵同韩魏两国攻楚，楚命唐篾率乓应敌。两军对峙，六个月不交战。齐王命周最催促章子迅速开战，言辞非常峻切。章子回答周最说：“杀死我，罢免我，杀戮我的全族，这些齐王对我都可以做到，不可交战硬让交战，可以交战不让交战，这些，齐王在我这里办不到。”齐军与楚军隔沘水驻军对垒。章子派人察看河水可以横渡之处，楚军放箭，齐军的侦察兵无法靠近河边。有一个人在河边割草，告诉齐军侦察兵说；“河水的深浅很容易知道。凡是楚军防守严密的，都是水浅的地方；防守粗疏的，都是水深的地方。”齐军侦察兵让割草的人坐上车，和他一起来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于是就乘着黑夜用精兵突袭楚军严密防守的地方，果然大胜，杀死了唐篾。章子可算是知道为将的职分了。
韩昭釐侯外出射猎，边马拉车盼皮带有一侧松了。昭釐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皮带不是有一侧松了吗?”车夫说：“是的。”到了猎场，车停了下来，昭釐侯去射鸟，他的车右把那侧松了的皮带重新拴紧，使它长短适宜。昭釐侯射猎结束以后，套好车回去。昭麓侯上了车，过了一会儿，说；“先前皮带有一侧松了，现在长短适宜，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车右从身后回答说；“刚才我把它拴合适了。”昭釐侯回到朝中，就此事责问车令，车令和车右都惶恐地离开住室请罪。所以，擅自行动、凭空猜测的做法，即使恰当，贤主也不照此而行。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擅自假托君命行事可使国家免于祸患，确定轻重可以象衡器那样准确，画方圆可以象用圆规矩尺那样标准，这种人精巧是很精巧，但是不值得效法。所谓法，是众人共同遵守的，是使贤与不肖都竭尽其力的。计谋想出来不能采用，事情做出来不能普遍推行，这是先王所舍弃的。
慎小
原文：
六曰：上尊下卑。卑则不得以小臂上。尊则恣，恣则轻小物，轻小物则上无道知下，下无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则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爱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贤主谨小物以论好恶。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熛，而焚宫烧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後世笑。卫献公戒孙林父、甯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日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说，逐献公，立公子黚。卫庄公立，欲逐石圃。登台以望，见戎州，而问之曰：“是何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庄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国？”使夺之宅，残其州。晋人适攻卫，戎州人因与石圃杀庄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审也。人之情，不蹶於山而蹶於垤。齐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称贤，群臣皆说。去肉食之兽，去食粟之鸟，去丝罝之网。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门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後，民信吴起之赏罚。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岂独兵乎？
译文：
主上地位尊贵，臣下地位低贱。地位低贱就不能通过小事观察了解主上。地位尊贵就会骄恣，骄恣就会忽视小事，忽视小事，主上就没有途径了解臣下，臣下也没有途径了解主上。上下互相不了解，主上就会责怪臣下，臣下就会怨恨主上了。就人臣的常情来说，不能为自己所怨恨的君主尽忠竭力；就君主的常情来说，也不能喜爱自己所责怪的臣下。这是造成上下严重隔膜的原因。所以贤明的君主慎重对待小事，以表明自己的爱憎。
大堤中伏藏一只蝼蛄，就会引起水灾，冲毁城邑，淹死民众。烟囱里漏出一个火星，就会引起大火，焚毁宫室，烧掉积聚。将领下错一道命令，就会招致兵败身死。君主说错一句话，就会导致国破民辱，被后世讥笑。
卫献公约孙林父、宁殖吃饭。正巧有雁群落在苑囿，虞人把它报告给献公，献公就去苑囿射雁。孙林父、宁殖两个人等待国君，天色已晚，献公还不回来。回来以后，又连皮冠也不摘就与二人见礼。孙林父和宁殖很不高兴，就驱逐了献公，立公子甜为君。
卫庄公立为国君，打算驱逐石圃。有一次，他登上高台远望，看到了戎州，就问道；“这是做什么的?”侍从说：“这是戎州。”庄公说：“我和周天子同为姬姓，戎人怎么敢住在我的国家？”派人抢夺戎人的住宅，毁坏他们的州邑。这时恰好晋国攻卫，戎州人乘机跟石圃一起攻杀庄公，立公子起为君。这是由于对小事不谨慎造成的。人之常情都是如此，谁也不会被高山绊倒，却往往会被蚁蜂绊倒。
齐桓公做了国君，三年只说了三句话，天下就称颂他的贤德，群臣也都很高兴。这三句话是：去掉苑囿中吃肉的野兽，去掉宫廷中吃粮食的鸟雀，去掉用丝编织的兽网。
吴起治理西河，想向百姓表明自己的信用，就派人前一天在南门外树起一棵木柱，对全喊百姓下令说：“明天如果有人能把南门外的木柱扳倒，就让他做长大夫。”第二天直到天黑，也没有入去扳倒木柱。人们一起议论说；“这些话一定不是真的。”有一个人说：“我去把木柱扳倒试试，最多得不到赏赐罢了，有什么妨害?”这个人去扳倒了木柱，来禀告吴起。吴起亲自接见他，把他送出来，任他为长大夫。而后又在前一天立起木柱，像前一次一样又对全城百姓下了命令。全城人都围在南门争相去扳木柱，木柱埋得很深，谁也没有得到赏赐。从此以后，百姓相信了吴起的赏罚。赏罚取信于百姓，做什么做不成?岂止是用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