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杨巴金先生赐稿
《宋史·杨万里传》订误
——兼与周启成老教授商榷
文丨杨巴金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官修史书，于元至正三年（1343）开始修纂，且与《辽史》《金史》同步进行，历时二年半就已完成，共有496卷，约500万字。正因为《宋史》是匆匆纂成，所以在史料裁剪、史实考订、文字修饰等方面存有不少问题，学界为其订误的文章颇多。
《宋史·杨万里传》收录于《列传·儒林》第三节，含标点约3600余字，足以显示传主在南宋时占有重要一席。早在1988年，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周启成教授就《宋史》本传中的错讹疏误撰成《<杨万里传>补订》[1]，约4000字，共提出11处订误。但笔者认为，周老教授的撰文有3处说法不正确，另有5处表述不准确的地方未指明，于是不揣浅陋，就《宋史·杨万里传》订误如下，兼与周老教授商榷。
一、《宋史》本传载：“万里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始见之。”
此处“以书力请，始见之”之句表述不准确，杨万里应是在张栻帮助下才被接见。具体是：杨氏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任零陵县丞，张浚因贬于绍兴二十年移居永州，且携长子张栻、侄子张枃随行，谪居此地近10年。为避嫌和守纪需要，张浚常是闭门谢客，不轻易与他人交往。那时杨氏尚是年轻小吏，确实三次前去拜会，但张氏均不见。之后杨氏以谦恭的态度给张浚写信，即本传中所说的“以书力请”，仍未获得机会。再后，杨万里有幸结识其长子张栻。尽管张栻比杨氏少6岁，却是有才之人，擅长诗文，两人很快成为好友。有了张栻的周旋，在得到张浚准允的前提下，他直接将杨氏领进了张府。
依据有：第一，杨氏《上张丞相书》说：“某也与天下同仰先生之道，而未得与天下同瞻先生之容。作吏此来，而及门者四三焉……先生试静听而深察之。”[2]该信即是“三往不得见，以书力请”的直接印证。第二，关于张栻的引见，《诚斋集》卷4《蜀士月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钦夫诗韵》说：“殷勤来相府，邂逅得诗人。”《见张钦夫》其二诗又说：“不见所知久，有怀何许开……不应师友地，只么遣空回。”
二、《宋史》本传载：“浚入相，荐之朝。除临安府教授。”
此处“浚入相”之句表达有误，杨万里任临安府教授时，张浚尚未重新为相。具体是：隆兴元年（1163）春，杨氏任零陵县丞秩满回乡。该年中秋节后，离家赴调临安。在吉水金滩镇白沙渡候船时，族叔杨涣和乡人罗季高、周仲觉三人携酒追送，杨氏题有《赴调宿白沙渡，族叔文远携酒追送，走笔取别》诗。
再查考张浚仕履经历可知，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退位，孝宗即位，张氏随后出任枢密使（并非丞相）。隆兴元年（1163），张氏获封魏国公，都督江淮军马渡淮北伐，曾收复安徽宿州等地。后因部下将领不和，兵败于安徽符离(今宿州)。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该年七月任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相应进行。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
三、《宋史》本传载：“除临安府教授，未赴，丁父忧。”
此处“未赴”二字有误，杨万里任临安府教授是“已赴”，但未正式履职。依据有：第一，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题有《明发新淦，晴快风顺，约泊樟镇》《午憩东塘，近白干，江西地尽于此》等诗，表明他正在赴京路途中。第二，杨氏到达临安后，曾拜会胡铨、王庭珪两位先生，题有《见澹庵胡先生舍人》《为王监簿先生求近诗》。第三，杨氏在京城期间，被引见“面圣”孝宗一次，杨氏题有《引见前一夕，寓宿徐元达小楼，元达招符君俞、胡季永小集，走笔和君俞韵》诗为证。
遗憾的是，隆兴二年（1164）元宵节前，杨万里收到家信，得知父亲杨芾病重，于是回乡探望，杨氏题有《甲申上元前，闻家君不快，西归见梅有感》诗。之后，杨芾的病时好时坏，且于该年八月去世，于是杨万里在家丁忧。他后来给虞允文儿子回信中说：“自张魏公先生荐试馆职而不克就，至是知己希矣。”[3]杨氏也说是“不克就”，并非“未赴”。
四、《宋史》本传载：“改知隆兴府奉新县，戢追胥不入乡，民逋赋者揭其名市中，民欢趋之，赋不扰而足，县以大治，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
此处将杨万里任奉新知县与拜会陈、虞二相的先后顺序颠倒，且他能出任奉新知县，正是陈、虞二相推荐的结果。具体是：杨氏丁父忧结束后，朝廷一直未安排他任职，于是杨氏听从张栻建议，携带政论宏文《千虑策》30篇，于乾道三年（1167）正月赴临安求职。因张栻是给陈俊卿写推荐信的，杨氏自然是去拜会陈相，之后由陈氏推荐给虞允文。但虞氏随后出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直到乾道五年（1169）才回京拜相。回京后，虞氏立即任用胡铨、王十朋等人，向朝廷举荐杨万里。杨氏《虞祖禹兄弟书》信中说：“一日，莆田陈魏公携某所著论时事三十策以观于公，公曰：‘不意东南有此人物。’于是招某一见，待以国士，面告以将荐于上。”该年十一月，杨氏得除奉新知县，仍在家待次，第二年三月底至十一月才正式出任奉新知县。所以说杨氏能够出任奉新知县，正是陈、虞二相推荐的结果。
五、《宋史》本传载：“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召为国子博士。”
此处“会陈俊卿、虞允文为相，交荐之”之句有误，因为杨万里任国子博士时，陈俊卿已罢相，不在朝，无法“交荐之”。具体是：杨氏出任奉新知县仅是半年余，而此任职经历正是出于安排他做京官的需要。按照宋代官制，由选人入京，朝官必须先任知县，如《京朝官须入知县》说：“熙宁十年（1077）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寖弛……至今遵行之。”[4]乾道六年（1170）初，陈俊卿因为宋朝向金国索求北宋诸帝陵寝等事，与虞允文、孝宗意见多有不合，于是他闭门不出，多次请求离朝，孝宗安排他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出任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
依据有：第一，《诚斋集》卷133录有《国子博士告词》，时间是乾道六年十月初六，由中书舍人范成大拟文。第二，杨万里后来给虞允文儿子的回信中说：“庀职六阅月，忽有命自天，擢某为国子博士，盖先师相荐之，孝宗皇帝而用之也。”可见杨氏也认为，此事只归功于虞允文一人。
杨万里任国子博士后，职务变动相对较为频繁，这里略作补叙。乾道七年（1171）七月，转任左奉议郎、太常博士。第二年，兼任省试考官，负责进士录取考试。九月，迁太常寺丞，兼任吏部右侍郎官。淳熙元年（1174）四月，转任将作少监。年底时，以继母年老而丐补外，获任漳州知州。第二年五月，朝廷下旨转任常州知州。
六、《宋史》本传“出知漳州，改常州”两句间，漏写“未赴”二字。
此处“出知漳州，改常州”之表述不准确，漏写“未赴”二字。具体是：乾道九年（1173）底，杨万里以继母年老为由丐补外，获任漳州知州。第二年初，他回乡待次漳州知州，路途中因小女儿杨季菽即将出生，携家眷在严州借住2个月。淳熙二年（1175）五月，朝廷下旨转任常州知州，但仍在家待次。淳熙四年（1177）四月，杨氏携家眷离乡，赴任常州知州。比对古代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纂修惯例，获得任职而未赴前被改任他职者，大多数会注明。如南北朝顾宪之传载：“出为宁朔将军、临川内史，未赴，改授辅国将军。”[5]
七、《宋史》本传载：“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沈师犯南粤，帅师往平之。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点刑狱。
此处将杨万里平定沈师之乱与任广东提刑的先后顺序颠倒，即他任广东提刑在前，平定沈师之乱在后。具体是：淳熙六年（1179）十二月底，杨氏启程赴任广州，且携长子杨长孺、次子杨次公随行历练。第二年三月到达广州，开始整顿盐茶市场。淳熙八年（1181）三月，杨氏因转任广东提刑，由广州赴任韶州。十月，赴潮州、梅州平叛沈师匪军，十二月平盗班师。
依据有：第一，《诚斋集》卷133所录《广东提刑告词》标题后有标注：“淳熙八年二月五日，中书舍人施师点行。”第二，杨万里《南海集》卷2有《闰三月初二日，发船广州来归亭下，之官宪台》诗，表明他于淳熙八年闰三月离开广州，赴韶州任提刑，负责司法方面事务。第三，杨氏《南海集》卷4有《督诸军求盗梅州，宿曹溪，呈叶景伯、陈守正、溥禅师》，表明他那时刚收到沈师之乱的消息，于是通报给叶景伯等同僚。而该诗之前第11个诗题是《六月十八日立秋，送客夜归，雨作》，表明沈师之乱发生于该年夏季之后。《南海集》卷5则有《平贼班师，明发潮州》诗，表明他已完成平乱。
八、《宋史》本传载：“请于潮、惠二州筑外砦，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俄以忧去。”
此处将杨万里向朝廷提“潮、惠二州筑外砦”的建议与丁继母忧的先后顺序颠倒，即他丁继母忧在前，向朝廷提建议在后。具体是：淳熙九年（1182）八月，杨氏因继母罗氏去世，于是辞官回乡丁忧。因守“言不文”之礼，此后两年多时间未作诗文。淳熙十一年十月底，他服除后获任尚书吏部员外郎，到京城任职后才上札提建议。
依据有：杨氏提出的“请于潮、惠二州筑外砦，潮以镇贼之巢，惠以扼贼之路”之建议出自《甲辰，以尚左郞官召还上殿第一札子》。“甲辰”即是淳熙十一年，札中说：“臣前任广东提刑，尝因求盗，经从惠之外砦，问其巡检公廨，则化为瓦砾之场矣……潮之外砦，臣虽未尝至，而见其将士亦皆居于城中……类潮、惠二砦者，并令盖造廨舍营房，移屯复旧。使荒林之处有所镇而盗不敢发，险要之地有所扼而盗不敢过。”[6]。
九、《宋史》本传载：“孝宗览疏不悦，曰：‘万里以朕为何如主！’由是以直秘阁出知筠州。”
此处“以直秘阁出知筠州”之句有误，因为杨万里出任筠州知州时，并无直秘阁之贴职。依据有：第一，依据《诚斋集》卷133《直秘阁告词》，可知杨氏获任直秘阁贴职是淳熙九年（1182）八月五日。《诚斋集》卷133另有《再复直秘阁告词》，系光宗皇帝即位后，于淳熙十六年（1189）五月四日颁发，说：“朕登宝位，缅怀儒英，因其寄职之未还，遂阅有司之列上，复其旧物，以示庆恩……可特授直秘阁。”既然标题说是“再复”，正文说是“复其旧物”，可推论他曾被免去此贴职。第二，孝宗因杨万里与洪迈争论“高宗配享”事，特意“批出：洪迈、杨万里并求补外，可与郡，而无职名”。[7]而洪、杨二人被外放州官，且都没有带贴职，在当时应是一种处分。
十、《宋史》本传载：“绍熙元年，借焕章阁学士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此处“绍熙元年”之时间表述有误，应是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底。按常理推论，杨万里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应是农历年前去接，春节后再送他们回国。虽说“绍熙”是宋光宗年号，却是他继位的第二年。依据有：第一，杨氏《朝天续集》卷1第二首诗即是《衔命郊劳使客，船过崇德县》，表明那时他已出发，前去淮河接伴金使。其三诗中说：“岸树低欹一雪余，枝头半叶已全无。”从文字描写看，诗景应是寒冬季节。第二，杨氏《朝天续集自序》卷81载：“昔岁自江西道院召归册府，未几而有廷劳使客之命，于是始得观涛江、历淮楚。”可见他离任筠州知州与接伴金使是同一年份。
为何会有那个“借”字？因为杨万里刚于淳熙十六年十月升任秘书监，系四品之官，而接伴金使属于“外交”事务，至少要三品官员才能充任，于是杨氏敕命借用三品焕章阁学士头衔去履职。
十一、《宋史》本传载：“会进《孝宗圣政》，万里当奉进，孝宗犹不悦，遂出为江东转运副使。”
此处“会进《孝宗圣政》”之记载有误，因为它发生于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并非绍熙元年。依据有：第一，南宋代文人王应麟《乾道御制圣政序》中说：“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四日，进《孝宗圣政》。”“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二十九日有旨，令编类寿皇圣政。绍熙三年十二月四日，上五十卷，御制序，十二月壬寅进呈。”[8]第二，《诚斋集》卷133《谥文节公告议》中说：“首召先臣万里为秘书监，屡欲擢侍从官，大臣有不乐者，先臣万里不肯少屈，出为江东转运副使。”第三，杨氏离京出任江东转运副使的背景是：绍熙元年（1190）十月，因《孝宗日历》作序事件杨氏自劾失职，后被光宗亲笔批字慰留才罢。不久后，杨氏又遭丞相留正暗算，且引发孝宗不满，于是被排挤出京。
十二、《宋史》本传载：“朝议欲行铁钱于江南诸郡，万里疏其不便，不奉诏。”
此处“欲行铁钱于江南”表述有误，应是“欲行铁钱会子于江南”。所谓“铁钱会子”，是由孝宗批准的在毗邻金国地域使用的一种以铁钱为本位的地区性纸币。依据有：第一，杨万里《乞罢江南州军铁钱会子奏议》中说：“伏念此令一下，军民心皆惶惑。盖见钱之与会子，古子母相权之遗意也。”[9]可见宋廷拟在江南地区推行流通“铁钱会子”，而杨万里接到诏令后，担心贬值引发民乱，于是上疏痛陈利害，此后还两次拒不奉诏。第二，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中说：“时朝廷下总领所，欲于江南用铁钱楮券，先君不奉诏，上奏争之。”所谓“楮券”，是指宋、金、元时发行的纸币，故《宋史》本传中应是“铁钱会子”。
十三、《宋史》本传载：“宁宗嗣位，召赴行在，辞。”
此处“宁宗嗣位，召赴行在”之表述不准确，时间应是他继位的第二年。因为宁宗是绍熙五年（1194）六月继位，而杨万里被“召赴行在”是庆元元年（1195）五月和七月，共有2次，时间相差一年。正因为杨氏坚辞，于是该年九月改任焕章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仍作奉祠官。依据有：《诚斋集》卷70录有《辞免召命札》和《再辞免札子》，即杨氏两次向朝廷上章辞免之文。《再辞免札子》中说：“某（于庆元元年）五月初四日准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杨某召赴行在’，某已具辞免；七月十一日准尚书省札子，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旨‘不许辞免’者。君命至重，何敢再违……改畀外祠，庶叨空餐，以卒晚岁。”
十四、《宋史》本传：“进宝文阁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两句之间漏记杨氏进封“庐陵郡开国侯”之爵位。
此处两句之间漏记杨万里进封“庐陵郡开国侯”之爵位。因为《宋史》本传中对杨氏的人生经历、仕履官衔均介绍得清晰明了，唯独其爵位没有介绍。具体是：庆元四年（1198）正月六日，朝廷进封杨万里为吉水县开国子，《诚斋集》卷133录有《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告词》，由中书舍人高文虎拟文。庆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朝廷进封杨万里为吉水县伯，《诚斋集》卷133录有《吉水县伯告词》，由中书舍人张涛拟文，食邑700户。嘉泰四年（1204）正月二十六日，朝廷进封杨万里为庐陵郡开国侯，《诚斋集》卷133录有《庐陵郡侯告词》，由中书舍人李大异拟文，食邑1000户。
十五、《宋史》本传载：“卒，年八十三，赠光禄大夫。”
此处“年八十三”之表述有误，杨万里享年应是八十。杨氏去世于开禧二年（1206）五月初八，此观点学界无任何异议，《诚斋集》卷133《谥文节公告议》中也有明确记载。假如杨氏享年八十三，那么出生年则是宣和六年（1124），其实他出生于建炎元年（1127）。依据有：第一，杨氏《退休集》卷5录有《诚斋题<三老图>》诗，该诗附录了周必大题写的《三老图》诗，且周氏撰诗前序说：“郡士刘讷以乘成兄生于乙巳（1125），而予丙午（1126），诚斋丁未（1127），写《三老图》，为题四韵。”第二，杨万里应张奭后人之邀撰《朝奉大夫知永州张公行状》说：“万里与公同生丁未（1127），而公为长；又同乡，举于绍兴庚午（1150），且相好。”第三，杨长孺所撰《诚斋杨公墓志》中载：“先君于建炎元年（1127）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10]此记载可信度也很高。
十六、《宋史》本传载：“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
此处“必大无善语，（杨氏）由此不见用”之语，自古至今学界均持否定态度。如雍正《江西通志·杨万里传》卷76载：“史家谓‘孝宗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愚窃谓不然。观益公致政后，诚斋亦相继归田末路，往还倡酬，情好颇密，篇章具在，可考而知也。益公固非忌才者，诚斋又岂匿怨而友者哉！”
关于杨万里与周必大的交游，当今学界有多位学者为之撰文。如南昌大学邹锦良撰有《杨万里与周必大交谊考论》和《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浙江科技学院杨瑞撰有《周必大与杨万里交游考述》，汕头大学杨剑兵、郁玉英撰有《试论正气文化背景下的杨万里与周必大的交游》，南昌大学徐爱华、胡建次撰有《周必大与杨万里的交游及其影响下的诗歌创作论》等，他们均持否定态度。
从杨、周二人的性格角度分析，元代名士吴澄说：“益国周丞相虽家庐陵，而泯然俊伟卓荦之迹韬于谨重信厚之中，故其名位所到，事业所就，超出众人之上。”这段话可印证杨万里是刚正敢言类性格。从世俗角度看，说明他为官缺少所谓的圆滑世故。周必大曾评价杨氏“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宋孝宗对他有“直不中律”的评价，后来还因高宗配享事件被贬出朝廷。又如绍熙五年（1194），已致仕的周必大率先放低身架，特意来到湴塘村访见，不久后杨万里也赴永和回访，此后两人有许多唱和诗作，对彼此儿辈、族人多有关照和提携。他俩作为南宋时庐陵地区两位杰出的士大夫，交谊时间长达50多年，感情一直较为融洽，他们的胸襟势必不会象世俗庸人那般地狭隘。
十七、《宋史》本传载：“卧家十五年，皆其（韩侂胄）柄国之日也。”
此处“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国之日也”之表述不准确。具体是：杨万里于绍熙三年（1192）七月因“铁钱会子”事件而辞官，八月改任赣州知州而未赴，九月中旬返乡，开禧二年（1206）五月去世。再查考韩侂胄仕履经历可知，绍熙五年（1194），韩氏因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人策划“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有功，之后才被重用。其柄权时间是从庆元元年（1195）才开始的，后因“开禧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在金国示意下被史弥远等人设计杀死。
十八、周氏《<杨万里传>补订》说：“按：杨万里在任赣州司户与零陵丞之间，曾任全州丞，《宋史》失载。”
周启成老教授撰文中提供的证据有二：第一，引用“杨万里《书吕圣与零陵事序》：侯（指吕行中）尝为零陵宰。予尝为丞全州，兵执其守臣以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摄守惧……（《诚斋集》卷七八。四部丛刊影宋本）”。第二，引用“绍兴三十二年杨万里《得亲老家问二首》云：‘济世吾无策，迎亲仕屡惊。’下有附注：‘时全州兵执王守方抚定。’（《诚斋集》卷一）”之后，他分析杨万里任全州丞的时间应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至二十九年秋之间。
笔者则认为，《宋史》本传中所记无误，此处应是周氏标点断句有误。依据有：第一，笔者查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乾隆四库荟要本、民国四部丛刊本《诚斋集》，所收录《书吕圣与零陵事序》中这段文字都相同，仅四部丛刊本将“丞”字写成“亟”字，应是笔误。这段话标点断句应是：“侯尝为零陵宰，予尝为丞。全州兵执其守臣以叛。全距永不百里，永之摄守惧……”第二，全州位于广西东北，与湖南西南相邻，距永州零陵县才几十里路程。杨万里题写《得老亲家问》诗中附注应标点断句为：“时全州兵执王守，方抚定。”意思是说，不久前全州发生“兵士劫持太守”事件，杨万里任职的零陵县与之相距才几十里，其父母、妻子自然会担惊受怕。第三，查考杨万里仕履经历可知，绍兴二十八年（1158）冬，杨氏任赣州司户参军秩满后回到家乡。第二年，他与父亲杨芾一起在湴塘村杨辅世宅西侧建新房，《诚斋集》卷1有《新居剪茅》，诗中有“正是凉生月上时”，表明秋天时仍在家乡湴塘。其次子杨次公也于该年出生，年底时才携家眷赴湖南零陵任县丞。另，宋代承袭五代之制，对地方官员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任期。杨氏从赣州任满至始任零陵县丞之间仅有一年左右，说他曾任全州丞，从时间角度分析也不合情理。第四，《诚斋诗集》中另有《赠蜀中相士范思齐，往全州见万先之教授》《送黄岩老通判全州》等，杨氏均未言及曾有全州丞之经历。
十九、周氏《<杨万里传>补订》说：“杨万里长子杨长孺在《诚斋杨公墓志》（《诚斋文集》卷末）中明确说……”
周启成老教授说，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是录自于“《诚斋文集》卷末”，此说法有误。笔者特意翻阅四库全书本、四库荟要本和四部丛刊本《诚斋集》，卷末均未收录杨长孺为父亲撰作的《诚斋杨公墓志》，该文的出处应是湴塘村光绪二十五年（1899）编修的《忠节杨氏总谱·艺文》。
二十、周氏《<杨万里传>补订》说：“《宋史》的记载是否可信？是值得怀疑的。当时万里罢官家居，实际上无官可弃，所谓‘官可弃’自不足信。”
因周启成教授师承于朱东润教授，而朱氏撰有《陆游传》。周、朱二教授出于对传主陆游的尊重，认为《宋史·杨万里》中“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嘱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之说不可信。他还提出，韩氏受赐南园是庆元三年（1197）二月，“陆游为韩侂胄作《南园记》是在庆元六年（1200）至嘉泰二年（1202）闰十二月之间。如果韩侂胄曾嘱杨万里为他撰记，则亦当在庆元三年至嘉泰二年间。从嘉泰二年到杨万里去世，杨万里则是一再加官晋爵，多次请求致仕方获允许。嘉泰三年（1203）和开禧元年（1205），还曾两年征召他赴行在。如果他曾与韩侂胄发生正面冲突，而使侂胄愤恚在胸，执政者还会表现出这样厚意吗？”
笔者则认为，周启成老教授的说法不正确。依据有：第一，宋宁宗继位后确实两次“召赴行在”，但杨万里均坚辞，事后改任焕章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仍作奉祠官。据南京大学李昌宪教授说，“待制”之职常用于封赠，虽不掌管权力，却类似于当今副部级非领导职务，是古时高官系列。第二，韩侂胄于庆元三年（1197）二月受赐南园，那时杨万里尚未致仕。庆元五年三月，杨氏才以通议大夫、宝文阁待制致仕，也就是说此前杨万里仍有官职在身。第三，南宋宁宗朝时，杨万里的诗文声望、气节影响要比陆游强一些。陆氏曾3次推选杨氏为诗坛盟主。韩侂胄并非进士出身，以恩荫入仕，又是皇帝内戚，数次提请朝廷为杨氏加官晋爵，正是出于笼络文人的需要。他将杨氏列为南园作记者的首要人选，极合情理。第四，《宋史》本传中这段文字应是出自《诚斋杨公墓志》：“先是韩侂胄用事，欲纲罗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公为之记，许以掖垣。公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杨长孺是杨万里长子，系当事人之一，对此事之真假有发言权。第五，《宋史》的纂修以湖南人欧阳玄、江西丰城人揭傒斯用力最深，贡献最大。欧阳玄祖籍新余分宜县，尊欧阳修为族先祖，曾多次来过庐陵。揭傒斯与湴塘村杨氏则有更深的情谊，如元统二年（1334）应湴塘人杨元正之邀为杨氏忠节祠作记，文中对杨万里的气节多有歌颂，可推想他应读过《诚斋杨公墓志》，于是《宋史》本传中采用了这则史料。
作者简介：杨巴金，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江西省杨万里研究会副会长，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省级“非遗”杨万里故事传承人。发表学术论术12篇、庐陵文史考析文章100余篇，已出版《庐陵史事考述》《杨万里家族纪略》《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主编《文章节义话解缙》，即将出版《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
注 释
[1] 《文献》杂志，1988年第4期
[2] 《诚斋集》卷63
[3] 《诚斋集》卷67《虞祖禹兄弟书》
[4] 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3
[5] 《梁书·顾宪之传》卷52
[6] 《诚斋集》卷69
[7] 周必大《文忠集》卷173《思陵录（下）》
[8] 宋代王应麟《玉海》卷32、卷49
[9] 《诚斋集》卷70
[10] 湴塘村光绪《忠节杨氏总谱·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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