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写了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成书294卷，历时19年完成，贯通古今。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被世人推崇备至，“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司马光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可以说与其多年的读书治学思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的读书态度
司马光知识渊博，学问精深。《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说他少年老成，7岁时就能懂得《左氏春秋》的大道理，拥有很强的学习理解能力。其实，小时候的司马光对自己的智力并没有什么自信，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不如别人。朱熹在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中就记载：“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司马光在和众兄弟们一起读书时，等到其他人都能够背熟古文去玩耍了，唯独只有他还在继续背诵，一直要到能够背过为止。
司马光曾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司马光对其读书心路历程的自述，道尽了他读书背后鲜为人知的辛酸。司马光为了克服偷懒嗜睡的惰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他给自己量身定做了一套卧具：一张坚硬的木板床和一个圆木枕头。用圆木当枕头，在木板床上，只要睡觉的时候，头稍微一动，圆木就会滚落开来，头就会直接触及木板床，这样人也就会从睡梦中惊醒，紧接着起床继续读书。司马光对这种“惊醒”方式非常满意，特地给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做“警枕”，久而久之，有了自创的“警枕”读书法的加持，司马光也养成了“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刻苦读书的习惯。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的著书方法
司马光治学的重点是史学，他自言对史书“自幼至老，嗜之不厌”。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独宠王安石，全力支持他变法，对于反对变法的人加以排斥，尤其是司马光的同僚兼好友范镇因直言上书王安石的变法之策是“残民之术”而被罢官后，司马光自感“了却君王天下事”“解君之忧”无望，便自请外放，出任地方官。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准他到西京洛阳御史台工作，实则要他安心赋闲，不问政事。就这样，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一住就是15年，在洛阳期间，司马光奉诏收集编写历代君臣的事迹。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稽古录》等多卷本史书，很好地展现了司马光的著书方法和治学风格。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记载了编著该书的初衷：“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上起战国，不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自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以来，史书文字太多，普通读书人都不能读尽；何况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更没有空闲时间去看。他希望能从文字众多的史料中取其精华，编成一书，务为可用，于军国政事有益。
除了《资治通鉴》以外，司马光又编集了《稽古录》，该书包括《稽古录》《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3个部分，共计20卷，记录了从远古时代到宋英宗时期历朝历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评论，都是关乎国家治乱兴亡的剖析。后人都对此书评价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清代《四库全书》评论道：“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后人将《稽古录》称之为《资治通鉴》的姊妹篇。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马光著书治学的一些风格。首先，著书的目的性非常强，就是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劝善惩恶，正言直笔”。司马光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提供给最高统治者作为治国理政的参考。其次，著书资料搜集要充盈。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动笔写历史事件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辨析史料的真伪，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务求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2间屋子。最后，著书语言要简洁明了，简单易读。司马光要求在编写中“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史料和事件编排上有所取舍，专门捡取关系国家兴亡、百姓生计的大事，编为一书。
“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除了史学上的成就，司马光在诗词、散文和杂文上的造诣也颇深。司马光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阶段，即革除五代旧习、摆脱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及浮华轻靡的文风，要求文章写作反映社会现实。司马光也不例外，必然受到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司马光作为北宋朝堂上的政治家，他的文章无不针对社会弊病，为感于时事而言，为纠挽流习而发。苏轼称之为“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王安石为相期间推出的诸多变法措施，在浸染儒学教育多年，“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的司马光眼中有太多不合理之处，违背了孔圣人有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教诲。在当时炙手可热、有皇帝坚定支持的王安石这里，几乎听不到不利于变法的言论，但是司马光还是冒着得罪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的风险，硬着头皮前后3次写信给王安石表达反对意见，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与王介甫书》。他在信中向王安石直言：“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司马光信中直截了当地列举了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病，要求王安石废除变法措施，恢复祖宗旧制。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书信争辩中，就事论事，没有因为其他人对王安石的人品评头论足，就趁机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贬损人格，恰恰相反，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是“贤人”，只是功利心太重、过度自信而已，切实体现了司马光的“君子之风”。书信内容开诚布公，直击要点，不说假话空话，不写华而不实的套话废话，完全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充分体现了他“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的行文特点。
司马光常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司马光治学之道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在治学过程中敢于付出行动，而不是崇尚空谈。只有具备治学严谨、求实、勤奋、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